2022-01-24 06:5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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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0年代的德国，每个孩子最大的愿望就是拥有一辆自行车。我存了好几年的钱，把我过生日和光明节收到的钱，以及偶尔成绩出色得到的奖励都节省下来，但离我的目标还是差了二十马克。在我十三岁的那天早上，我打开客厅的门，吃惊地看见史密特先生商店里那辆我渴望已久的自行车竟然在屋里，它有着宽宽的黑色坐垫和熠熠发光的合金车架。但最引人注目的是它宽宽的红色低压轮胎一这种最新设计和传统的窄幅黑色轮胎不同，它的摩擦力更大，骑起来更为平稳，我迫不及待地等着放学，骑着车跑过全镇，在人们羡慕的目光中得意洋洋。
这辆自行车成了我忠实的伙伴。后来，在1939年1月一个寒冷的早晨，我不得不逃离德国，逃离希特勒政权。我和一群孩子被匆匆组织起来送往英国。我们只准带一只小箱子，但是我父母保证说他们会想办法把自行车运过去。同时，它会被安全地存放在地下室。
我现快碰到了好运气，我新结识的朋友们在米德尔塞克德市的循道宗教会很活跃。他们通过教会事资为我父母租了一套房子，如此一来，只要通过政府批准，他们就会在英国有个避难所了。有了这些后备文件之后，德国政府允许我父母把只大木箱运到我朋友们那里，每样东西都检查过，贵重物品是禁运的，但他们并没有拒绝我的自行车。与此同时，我父母的身份证件也被送到了英国内政部。一切都准备好了，就能最后的签字。就在那时战争爆发了，我父母的命运也就注定了。1942年，他们双双死在集中营里。
1939年9月，这一切都还没发生。人们继续盼望着战争早日结束，与自己的家人团聚。一个月之后，我被所学校接收，接受儿童护理方面的训练。为了避免可能的轰炸威胁，圣克里斯托弗教堂从伦敦搬到了英国南边的一个小村庄。六个月之后，我获准休假一个星期。我必须遵守规定，把所有没有带在身边的东西都贴上标签，我小心地给自行车加上标签，并将其放在平时放它的车架里。
几天之后，我收到学校女总管关于通过一项新法令的信。我现在是“故国侨民”，不得靠近沿海十五英里的范围。不仅我的训练突然中止，我同时还被告知因为没有遵守规定，所以我的衣物都不见了。至于我的自行车，他们竟怀疑它从来就没有存在过，面对如此的谎言，我气得要命却又孤立无助，但是最让我怀念的还是我的自行车，它就像我的好朋友一样陪过我好长时间。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搬了不少地方，我一直都接照法律要求的去做：难民无论何时离开居住地二十四小时以上，都要到当地警察局登记，1945年末我还住在伦敦时，我收到一张盖有警方正式印章的明信片，我陷人恐慌，卡片指示我尽去警察局报道。我做错了什么？我无法控制那种惧怕和担心，立即前往山上的警察局上的繁察局并向值班警察出示了那张卡片。
“嘿，马克。你等的女孩儿来了！”
另一个警察出现了，“你有过一辆自行车吗？”
“是的。”
“它怎么了？”
我把经过告诉了他。过了会儿，然不多所有警察局的人都在听我说话。我感到负名其妙。
“它是什么样子的？”
我做了番描述。当我说到那不同寻常的红色，他们都放松地笑起来。其中一个警官推出了自行车。
“是这辆吗？”
车早已经锈迹斑斑，轮胎也瘪了，坐垫上还有个裂口，但它绝对是我的车。
“呵，你还在等什么呢？把它拿回家吧。”
“哦，谢了，真的很感谢，“我说，“但你们是怎样找到它的呀?”
“它被丢弃之后又被人发现了。因为上面仍然有姓名标签，他就把车拖到这里来了。”
我满心欢喜地把它推回我的公寓，可是我的房东太太见到它时却惊恐万分。
“你不会在伦敦骑这个东西吧？”
“为什么不呢？只要稍微修理一下，它就会像新的一样好骑。”
“不是这么回事儿。这些宽轮胎会让人一眼就认出那是一辆德国自行车。尽管战争已经结束，但我们仍然憎恶那些王八蛋，憎恶一切让我们想起他们的东西。”
我还是把车架漆了，把坐垫和轮胎也修好，但只在街区骑了一次就足以让我相信，房东太太是对的。我没得到羡慕的眼光，只有叫喊与嘲笑：两年后，我以几先令的价格把它卖给了一个收购战时纪念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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