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但我有个想法，思考的来源是一本叫《园丁与木匠》的书。
我不算是个好爸爸，因为我不打算培养儿子，也不期待他成为大人物。
这不是说我希望我儿子平庸——这话的重点是“我不打算培养儿子”，我认为真正能培养他的还是他自己。如果幸运的话，他会寻觅到自己的爱好，发掘出自己的能力，最终找到一条自己的路，但那是他自己的事情，我能做的是在一旁鼓掌和祝福，并且在提供一些他认为必要的帮助。
我做得不算好，而且醒悟得也有点晚——我也曾经是匆忙慌乱给孩子报班的父母之一。家主和我也不是第一批这样没头苍蝇一般乱撞的家长，实际上，从1960年代开始，美国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我们真的应该向美国学习，尤其是在整个“工业化”过程中，人们的身体和精神所经历的痛苦和麻烦。
1960年代，美国社会传统的大家庭开始破碎，形成了一种“核心式家庭”（这是高情商说法，低情商说法就是“原子式家庭”）。在1960年代之前，美国的父母在有自己的孩子之前，往往在大家族里有接触“带孩子”方法的机会，作为叔叔婶婶，或者作为大家族里的大儿子大女儿，在如何应对婴儿喂养、儿童教育、青春期叛逆这些问题上，都看过长辈或者兄嫂是怎么做的。
这种自然的“父母培训”消失之后，各种育儿书籍就开始在美国蓬勃出现，因为新手父母对于怎么应对孩子一点经验都没有——社会上也开始把“parent”这个词动词化，加上一个“ing”变成了“parenting”。
艾莉森·戈普尼克特别反对这个词，她觉得“parenting”就是典型的“木匠思维”。
木匠是什么呢？木匠是一个工作，他根据“我的想法”、“我的技术”、“我的蓝图”、“我的品味”，来打造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书架。而“parenting”呢，它把孩子当作原材料，只要你足够专业，足够努力，足够强硬，你的作品就是一个成功、聪明和幸福的大人。
艾莉森·戈普尼克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发展心理学教授，也是这个领域世界顶尖的学者之一，她是有自己哲学（或者谦虚地说“世界观”）的科学工作者。她有三个儿子，也是三个孩子的祖母——在她的梳理经常提到的“奥基”，是她的长孙。
在《园丁与木匠》中，戈普尼克教授说现在的育儿书相当多都在害人。什么意思呢？把亲子关系变成了“尿片”和“奶粉”，变成了“要求”和“反馈”，把育儿当作了一种“技术”，当作一个“过程”。
其实不仅仅是育儿书籍，资本主义的主流文化在制造这样的途径，把孩子变成眼下的木材，将来的桌子，而父母就是那个木匠。
戈普尼克教授认为，要不要跟孩子一起睡，要做多长时间作业，每天要再户外活动多少小时，这些都不重要。没有科学证据说明这些育儿技巧对于孩子未来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真正重要的是，一对温暖、关怀的父母，对于孩子的人生影响巨大。
戈普尼克教授用“园丁”这个比喻来说明——园丁并不以一株花的开放、一树果的结实来判断自己的工作是否成功，而是在院子里形成一个小小的生态，土壤肥沃，环境安全，让花花草草按照它们自己的节奏来生长，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开花结果。
园丁不是农民，园丁拥有多样性的花草树木，而农民只有单一的作物——如果你拥有一个兰花的温室，那你不是园丁，你是花农。
父母不是木匠（或者类似的，农民），父母是园丁。在大家族里孩子众多，每个孩子都在跟同龄人互动，跟长辈互动，甚至跟比自己小半辈的更小的孩子互动，他们在这样多样性的生态里去探索自己的小宇宙，发展自己“生理和心理”的免疫系统。
我们面临的问题，也跟60年代的美国一样，大家族没有了，小家庭出现了，父母都被迫面对孤零零的一个孩子，太宠爱了不行，太放纵了不行——一句话，花园消失了，变成了木匠的工作台。
所以，我现在有个很激进的思考。
如果孩子想看手机，那就让他看，如果是假期的话就放开了让他看；如果孩子想看小说，那就让他看，甚至开学了也可以看——只要不犯法，不违反公序良俗，其实做什么也没啥关系。
现在的孩子，最需要的还是一个“模拟世界”，如果大家族消失了，那就需要他自己在家庭之外去打造，去想象——打游戏可能会有战友，看小说可能会激发想象。
或许我这样太过分了，但我真的不想站到孩子的对立面，各种管控，各种要求，各种利诱，各种恐吓……这样就真的成了一个木匠，成了一个蹩脚的木匠。
这是个巨大的难题，说实话我现在也不知道怎么解。
以上只是我的思考，跟街坊们共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