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有光为亡妻种树那年，他才27岁。
两人共渡了六载。
15年后，其子（名子孝）突然病逝，年仅16岁。
归有光再次悲痛欲绝。写下一篇《思子亭记》，回忆道：“盖吾儿居此，七阅寒暑，山池草木，门阶户席之间，无处不见吾儿也。葬在县之东南门。”
归有光八岁丧母，又亡妻、亡子、亡女，再娶后又再亡妻，可谓不幸至极。
其悲悯落于笔墨，成千古至文。
归有光在世时，就已经因文章而名扬天下。虽然他屡次科举不中，大半生未有一官半职，但文坛上下无不仰慕他的才名。
后人评价，明代散文第一，非他莫属。
清代影响最大的写作团体桐城派，把归有光推崇为历史上最高等级的古文大家之列，汉代是司马迁、班固，唐宋是八大家，到了明代就是归有光。
由于没有官职，他开馆收徒，在离其家乡苏州昆山不远的嘉定，教了两百多个学生，其中不乏杰出之士。他的门人称他为“震川先生”。
到了60岁时，他才终于进士及第，被分配到一个官职，去湖州的长兴县作县令。他爱民如子，推翻了很多冤案，释放了无辜的百姓。百姓乐业，盗匪隐没。第二年，他的任上迎来了一位副手，长兴县县丞，吴承恩。两人一见如故。
震川先生归有光，射阳山人吴承恩，竟然共治一县，这无疑在文坛上留下了一段佳话。
在归有光的散文中，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项脊轩志》外，让我最触动的一篇叫《花史馆记》。
这篇文章是归有光为他的妹夫子问先生写的。子问先生给自己新建了一个房子，取名叫“花史馆”。“花”是因为园内种植有四季花木，环境优雅，“史”是因为子问先生爱读《史记》，手不释卷，他把《史记》藏于馆中，引以为傲。
归有光便为妹夫写了篇文章。但对归有光而言，《史记》更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本书。他视太史公为偶像，把《史记》作为他写作的教科书。他用五种颜色的笔，在《史记》上圈点、批注，抽丝剥茧，如琢如磨，探查文章之道，洞悉其中隐藏的奥秘。
一篇《花式馆记》，其中竟无一句景物描写。归有光是要借这个馆子的由头，探讨一下“花”与“史”的关系。
你或许会疑惑：“花”和“史”有什么关系？难道是花卉史？
确实，恐怕任何人都会有此疑问，而这，恰恰是归有光此文石破天惊之处。
他写道：
“夫四时之花木，
在于天地运转、古今代谢之中，
其渐积岂有异哉！”
花草树木，随季节而更替，是“天地运转”和“古今代谢”的一部分。花草树木的渐渐累积，是客观的规律和现实，并没有什么奇怪的。
他接着说：
“人于天地间，
独患其不能在事之外，
而不知止耳。”
人在天地间，最大的困扰是不能把自己置身于事外，因而“不知止”。请问，什么是“不知止”？应该“止”的又是什么呢？
是烦恼，是怨念，是喋喋不休，是恩怨情仇。
我们不知止，是因为我们陷于人事中，无法脱身。
他继续写：
“静而处其外，
视天地间万事，
如庭中之花，
开谢于吾前而已矣。”
但是，如果我们能跳出来，把天地间的所有事情，都看作“庭中之花”，那么这些人和事的纷繁变化，就就像我眼前的花开花落一样了。
然后，归有光又回到《史记》这本书来谈。他说，《史记》记载的历史，从黄帝一直到汉武帝，两千多年的历史，这其中王朝更迭，人事变幻，沧海桑田，难道不就像四季之花吗？
而人生一世，和两千年相比，又只是一瞬间。
如果两千年的家国历史不过是花开花落，那么我们这一辈子所经历的，又何尝不是一朵花的开落呢？
人最常有的毛病，是总要把身外之物占为己有，蝇营狗苟，永不知满足：
“而以其身为己有，
营营而不知止，
又安能观世如《史》、
观《史》如花也哉！”
我深受震撼。
我闭上眼睛。想象在一个繁花盛开的庭院里，一身长袍的震川先生站立其中。他双手背身，注视着眼前的一块幕布，历史的一幕幕像投影一样在他眼前徐徐展开，而他却不发一言。
明隆庆五年（1571年），归有光去世，享年六十四岁。
后来，其子归子祜、归子宁为其刻文集三十二卷。
又后来，其孙、书画家归昌世与当时名流钱谦益合作，校订编成《震川先生集》四十卷。
归有光去世73年后，1644年，崇祯帝自尽，清兵入关，明朝灭亡。
1645年，南明政权在江南抵抗清兵。归有光的曾孙，即归昌世之子归庄，其为文学家、书画家，与顾炎武等带领军民在昆山守城。
城破，归庄被清兵悬赏，幸而隐遁逃走，随后削发为僧，终身不仕。
归有光的同时代人，当时的文坛领袖王世贞在《归太仆赞有序》一文中这么形容归有光的文笔：
“风行水上，涣为文章。
当其风止，与水相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