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张梅溪女士在香港去世，黄永玉先生手书了一份讣（fù）告，只有五行，传遍了全网。
写了很久的科技了，今天我们来聊点杂感，因为我读到《讣告》时突然百感茫茫。
《讣告》是《经济学人》杂志社的“盖棺定论”，一个公众人物（包括一只会一百五十个单词，能够抽象思维的鹦鹉）的生命终结，杂志社觉得有必要给他/她的一生有个评述，类似于中国古代给达官贵人们的“谥号”。《纽约时报》、《经济学人》和《财经》都有讣告栏目，读起来会产生一种“当下的历史感”。
1965年，盖伊·塔里斯（Gay Talese）离开《纽约时报》去了《时尚先生》（Esquire），因为他觉得“日报”的时效性太强了，不能花大量时间去深入理解某个人物或者某个事件。到了新东家之后，他的第一个采访对象就是《纽约时报》的讣告作者，埃尔顿·怀特曼（Alden Whiteman）。
塔里斯说，怀特曼这类人非常精彩，他每天都戴着一顶绿色的小帽子在《纽约时报》的城市部（city room）转悠，抽烟斗，一边琢磨着谁会死，一边也就琢磨死亡本身。
琢磨清楚了之后，怀特曼就去找到那些快要见上帝的人，采访他们。告诉他们说：他会更新他们在他那里的档案——这些档案是某种预演的讣告。西方人可能不觉得这是一种冒犯，相反，一个人的死亡值得《纽约时报》辟出一块区域来登载生平，可能还是一种反向的恭维。
《经济学人》杂志的讣告栏目第二任执笔人，作家安·罗说，《讣告》是英国媒体最好看的栏目，他给大众提供了一种看待事实问题和个人成就的视角，带着历史感和人文性。
在《经济学人》杂志的《讣告》栏目，有一位亚洲女性被收录，她是日本人住井末。正英格兰老米字旗杂志收录一位亚洲女性，是因为编辑觉得不收录她是不道德的。
在印度的种姓制度中，“贱民”是不可接触的，其实20世纪下半页（所谓“现代发达社会”的）日本也有这样一群人，被称为“秽多”——据说这是13世纪开始遗留下来的传统。之前他们是“部落民”，二战之后仍然有一百多万人。他们出身低微，也只能从事最低下的工作，当时的法律还规定，杀死“秽多”只要不超过7个人，就不需要负责。
住井末不是“秽多”，但是她从小目睹这些人背负的歧视和虐待，并深深地感受到这种不公平。在五十多岁丈夫已经去世之后，住井末觉得自己已经孤身一人，可以去扛更重的任务了。她开始写作记录“秽多”苦难的《没有桥的河》，呼吁社会公平对待这个群体——在所有媒体三缄其口的日本，这套书是唯一披露真相的文字作品。
这给住井末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很多日本右翼人士视住井末为叛逆，因为她的作品中直接把日本皇室的财富与民众的不幸相关联，指出虐待“秽多”是因为崇拜天皇。住井末四十年的奔走大大改善了“秽多”们的生存状况，直到95岁时她还在写最终未能完成的《没有桥的河》（第八卷）。
贾行家老师评价说：“男人的抗争往往是逞一时血勇的悲壮，要论坚韧的毅力，更要看这些了不起的女性。”
回到黄永玉和张梅溪。
张梅溪是广东韶关人，是将军的女儿，认识黄永玉时他的木刻已经是名动江湖，但还是清贫。张家人多少有点看不上艺术家和文人，对张梅溪说：“你跟了他，没饭吃的时候，在街上讨饭，他吹号，你唱歌。”把她关了起来，不让出门，也不让他给黄永玉写信。
张梅溪看起来柔弱，但她铁了心要找到黄永玉。当地刚好有一支地下党组织的剧团，她以黄永玉已经远走想要看戏为名逃了出来，找到剧团得了黄永玉的消息，闺蜜又给了她一条金链子。
她一个娇滴滴的小姑娘，硬生生坐着黄运车（一种运货车辆），翻过了梅岭，从南雄到大余，从广东到江西，住进赣州黄永玉朋友开的旅馆。黄永玉在上饶的报馆后知后觉地接到张梅溪的电话，立刻骑了自行车往赣州赶，从十点半骑到天完全黑了只能住在鸡毛店里，第二天一早满头鸡毛地出现在张梅溪面前。
之后，黄永玉坚持做木刻，而张梅溪也放下了小姐的架子，打零工支持丈夫艺术创作，鹑衣鷇食，颠沛流离，艰苦是艰苦了些，但是身心愉悦。最困难的阶段，是黄永玉遭到持续批判的日子，作品上的只言片语被认定为“含沙射影”，黄永玉本人也遭到流放。即便如此，张梅溪仍然支持丈夫搞创作。寒夜孤灯，张梅溪在门口给黄永玉放哨，一有异常情况就发消息让他把作品藏起来。
多年之后，黄黑妮回忆起那段日子，总觉得父母跟那些莫名其妙的运动是脱节的——他们好像不懂得忧愁，像热恋中的年轻人，每个星期都要约会，手牵手悄悄地跳舞，家里一直有花，有妈妈的歌声。
桃李春风，江湖夜雨，七十五年。
余不一一
顺祝冬安
出校正
修改于2024年11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