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的语义、功能扩张历时考察_莆田鞋货源资讯 _ 如何做好微营销文章

摘要：学界对“里”作为方位词用法的研究很多，对“里”的历时变化和语法功能演变的关注则相对较少。在金文时期，“里”已产生了表示居住场所的最初意义，是一般名词。由居住场所演化为表示距离的“里”，属于“里”较早的引申义，此时仍为名词。作为词缀的“里”，由早期的并列式短语“街里、邑里”等，通过词汇化形式演化而来，现在仍然具有较强的组合能力。作为方位词的“里”，则是“里”和“裏”意義的综合产物。

关键词：“里”;语义;功能扩张;历时研究

就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学界对“里”作为方位词用法的相关探讨较多。较早涉及这一问题的是吕叔湘先生[1]（P291-300），他又在《现代汉语八百词》中对“里”的方位词性质进行了较为透彻地解释[2]（P384-385）;朱德熙《语法讲义》中也曾经论及[3]（P36-37）。近些年来，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发展与对外汉语教学的现实需求，对“里”的研究进入了新阶段。我们发现，这些研究基本上都是集中于不同语种间的认知对比，或者是讨论它与近义词“上、中”是否可以替换等应用问题，对“里”的历史来源和演变则关注不够。有鉴于此，本文将重点探讨“里”的历史来源和发展演变。可以说，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既有助于进一步认识“里”的性质特点，同时，对于解释“里”的替换和省略机制、汉语与其他语种的比较等问题，也具有积极意义。

一、“里”的产生和本义

首先，我们梳理一下“里”是在什么时期出现的、又具有哪些用法。《说文解字·里部》：“里，居也。从田从土。凡里之属皆从里。”可见，“里”是一个由“田”和“土”构成的会意字。在一定程度上说，“里”字反映了中国古代作为农业型经济社会、乡土社会的典型特征。古人“恃田而食，恃土而居”，有了“土”，才有农业和住所，人们才能生产、生活。从字的构成上来看，由“土”这一部件构成的“垣、城、塞”等字，也同样具有通过“人工劳动而建造出的场所”之义。

据学者考证，在甲骨文时期，现在常用的方位词基本上都已经出现，如“上、下、左、右”等。不过，赵诚编撰的《甲骨文简明辞典》中，收录了十个方位词，却没有“里”[4]。一般认为，“里”是到了金文时期才开始出现的。从青铜时代晚期的文化典籍中，我们可以找到确凿的证据。如《诗经·郑风·将仲子》“将仲子兮，无逾我里”，《大雅·韩奕》“韩侯迎止，于蹶之里”，《周礼·夏官·量人》“军社之所里”，《穆天子传》“乃里西土之数”等。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这一时期的汉字数量有限，“里”往往作为“裏、理、俚、悝”等的通假字而出现，因此，它承担的功能较多，语义也比较丰富。就“里”的使用频次来说，表示“居住场所（或基本行政单位）”义和由此引申出的表示“长度单位”义在当时已居于优势地位，并一直延续至今。

二、作为行政区划和长度单位的“里”

可以说，“里”义的发展演变，与延续千年的“里坊制”有着很大关系，很多和“里”相关的词语都是在“里坊制”盛行时期出现的。随着这一制度的解体，“里”的有些用法逐渐消失，有些用法则发生词汇化，还有一些高频用法产生了变化，成为具有标记某种特定范式的功能词。

（一）表示行政区划单位的“里”

如前所述，“里”的基本义是表示居住场所，除了这一义项外，表示行政区划和长度单位的义项也产生较早。西周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一种新型的土地制度“井田制”应时而生。所谓“井田”，就是将九百亩田地作为一个基本单位，以一个“井”字形将这九百亩田地划分为九个区，每区一百亩。中间一百亩是“公田”，属于统治者;周围八百亩是“私田”，由八家农户平均耕种。这个九百亩的土地单位，则称作“井”，也称作“里”。可见，此时的“里”是建立在土地制度基础上的，与土地面积的划分密切相关。这也为它后来能表示行政区划单位与长度单位奠定了基础。

正是在“井田制”的基础上，“里”后来就成为一个自然的居住单位。这时的“里”又名“闾里”，它是古代城市中的居住区，一般呈方形或矩形，四周围以墙，设里门出入，里内排列居民住宅。在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各个诸侯国划分方法的不同，出现了多种划分形式，它们分别以二十五家、五十家、七十二家、八十家、一百家和一百二十家等为“一里”。可以说，“里制”作为一种产生于土地划分基础之上、表示最基本的行政单位的含义，在春秋时期已基本确立。这在当时的文献典籍中也有所体现，例如：

（1）百家为里。（《管子·度地》）

（2）一里八十户。（《公羊传·宣公十五年》）

（3）八家为邻，三邻为朋，三朋为里。（《尚书大传》）

（4）古者七十二家为里。（《论语·譔考文》）

（二）表示长度单位的“里”

由于“里”通常是呈方形或矩形，在计算这一行政区划单位的面积时，只需量得一边或两边的距离（长度）即可。于是，“里”便从计算行政单位面积而应用到表示长度单位上。这在当时的文献典籍中也有所体现，如《诗经·小雅·六月》“在于三十里”，《谷梁传·宣公十五年》“古者三百步为里”，《韩诗外传》卷四“广三百步、长三百步为一里”。这也是“里”较早的引申义，直到现在，“里（500米）”仍在民间广泛地使用着。可以说，目前表示距离的“公里、海里”等，其实是由居住单位演化而来的。无论是古代的“里”，还是现代的“里、公里”，作为句子中的语法成分在使用中并未发生太大的变化，仍是用在数量词或疑问词之后。

三、作为词缀的“里”

依据上文的结论，我们可以对“几里”等中的“里”加以辨识，但对“乡里、街里、科里、院里”等中的“里”又该做如何理解呢？很多学者都认同将其作为“方位词”的观点，但也有不同的看法。Liu，F.H.在论及单音节方位词时，曾对各家观点的利弊加以评述，认为不宜将单纯方位词看作是介词，而应看作是附缀（clitic），并将其译为“词组尾”。作者还特别指出了后置词说法的一些缺点，在进行解释说明时，所举出的例子是“小明在家里和学校都不听话”，认为句中的“里”并不是后置词[5]。刘丹青则依据“框式介词”说，将单音节方位词归属于“介词（或后置词）”[6]。可以看出，这些学者主要是从构词形式角度对单音节方位词进行分析的，而很少从历时性的角度对每个单纯方位词进行具体考察。在其他论述“里”的论文中也存在这种现象，他们都很少涉及“里”的词汇化这一重要问题，这样就规避了对其语法、语义演进方面的历时性研究。有鉴于此，这里拟对“里”的历时演变进行系统梳理。

从考古材料与相关文献来看，在西汉时期，长安城里有160闾里，“室居栉比，门巷修直”，主要分布在长安城北及长乐宫、未央宫之间。此后，里坊制日益完备，在北魏时期，洛阳城筑里323个，每里300步见方。从《洛阳伽蓝记》及相关出土墓志的记载来看，当时的里坊名称有“文华里、仁信里、劝学里、归正里”等。朱熹对唐代的里坊制度甚为赞赏，评价说：“唐宫殿制度正当甚好，居民在墙内，官街皆用墙，民出入處皆有坊门，坊中甚安。”[7]（P3283）也正是受到里坊制的影响，古代汉语中涌现出一大批与“里”相关的词汇，并且有很多被保留下来。如邻里、巷里（里巷）、街里、乡里、镇里、邑里、县里、州里及道里（理）、条里（理）等。这些词汇中的大多数都应属于并列式构词，主要原因是在于此时的“里”仍具有居住场所或行政区划单位的实质性意义。随着里坊制的解体，“里”也发生了词汇化，很多“N+里”格式都演化为一般名词。有些词语在意义上不再是表示处所，如“邻里”;有些词语在词形和语义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如“道里（理）、条里（理）”等;更多的词汇则是大体相同，它们和表示居住单位或行政区划单位的单音节语素相结合，构成一个完整的词语。

那么，这些原本是并列式的短语是如何词汇化的呢？我们知道，汉语词汇化的类型有很多，最基本的是并列式、偏正式和动补式。并列式双音词是由两个意义相近或相对的语素构成的，因此，依据两个语素之间的意义关系，可以将其分为两类：一类是存在对立关系的;另一类是不存在对立关系的，也可以称之为相近关系。如果用A和B来表示两个语素的话，那么，前一类词语中两个语素的语义关系是A和B不等（≠），后一类词语中两个语素的语义关系是A和B相近（≈）。无论是A≠B，还是A≈B，在它们结合以后，会因A和B意义的变与不变而产生两种可能：一种是并未发生变化，它可以表示为：AB=A+B;另一种是发生了很大变化，它可以表示为：AB≠A+B。这样一来，并列式双音词就有了四种可能：A≠B、AB=A+B，A≠B、AB≠A+B，A≈B、AB=A+B，A≈B、AB≠A+B。依据这一标准，我们可以将“邻里、巷里（里巷）、街里、乡里、镇里、邑里、县里、州里及道里（理）、条里（理）”等词语进行一下简单地分类，具体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巷里、邻里”等词语有了归属，余下的“街里、乡里、镇里、邑里、县里、州里”等显然并不属于四种常规型并列构词模式，其主要原因是在于这些词语的语义发生了偏移，变成了以前一个语素的意义为主。由于语义重心的前移，致使其构词方式也发生了改变，从并列性变为了主次型。这种类型的特征是：A≈B、A+B≠AB、A+B≈A，“街里、乡里”等便属于这一类型。“里”的这种词汇化方式一直延续到现在，而且仍然体现出强大的组合能力，如“部里、司里、厅里、局里、科里、院里、系里”等。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些词语中，“里”已经失去了表示居住场所或行政区划单位的原有意义，但仍部分地继承了“州里、县里”等词汇的基本特征。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构词上，以前一个语素义为主，“里”本身的意义已经虚化;在语义上，主要是表示居住场所或工作单位;在语音上，经常用于单音节语素的后边，音调要轻读;在语体上，口语化较为明显。在一定程度上说，这时的“里”和表示复数人称的“们”及汉语中的其他词缀“子、头、儿”等极其相似，都具有把某类词或语素进行范畴（category）化的作用，而不再具有实质性的语法功能。因此，我们认为，不宜将这种情况中的“里”归属于介词（后置词）或“词组尾”，更不能将它认定为一般方位词，比较妥当的做法是把它当作词缀来看待。

上文我们主要讨论了用于表示行政区划或行政机构后面的“里”。关于这一问题，吕叔湘和邢福义也曾经进行过探讨。吕叔湘认为，“里”跟表示机构的单音节名词组合，既可指该机构，又可指该机构所在的处所 [2]（P360）。同时，吕叔湘在对“里”进行解释时，还特意强调要“在一定界限以内”，而其他方位词却没有这样的说明。可见，“里”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邢福义在《方位结构“X里”和“X中”》一文中指出，当“X里”具有指代义时，它不是单纯表示方所，而是用来指代跟某种方所相关的特定社会单位，单位领导，或单位成员，此处的“里”不能换成“中”[8]。在此文中，邢福义先生并没有对“里”的各层含义加以区分，而是统一将“X里”中的“里”视为方位词。实际上，“X里”用来指代跟某种方所相关的特定社会单位等，应是“里”的引申义。同时，邢福义还指出，“X里”是口头语体的说法，带有模糊性，不过，他对此并没有展开论述。应该说，其口语体的特点和它来自于生产劳动、日常生活有着直接的关系;其模糊性的特点则是由最初的并列式短语“X里”的语义偏移所致，而语义偏移的根源又在于“里”作为行政划分单位意义的实质性丧失。当然，汉语词汇的双音节化也起了很大的作用，由于“里”是单音节，所以它前面的“X”基本上是单音节语素。

我们认为，在“X里”中，当X是表示行政机构或社会单位的情况下，其后面的“里”有别于方位词“里”，它只是一个普通的词缀，是词汇化了的或正在词汇化中的构词成分，并没有实质性的语法功能，更不能和其他方位词进行替换。

四、作为方位词的“里”

为了能厘清方位词“里”的语义与语法功能的演进，下面，将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前面的分析，对与方位词“里”有关的一系列问题进行探究。

（一）关于方位词“里”来源的研究

关于方位词“里”的来源的研究，朱骏声、汪维辉和刘志基的观点对本文深有启发。下面，我们就对三人的观点进行逐一分析。

首先，看朱骏声的观点。关于“里”和“裏”究竟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方位词，朱骏声在《说文通训定声·颐部》中已经涉及到这一问题。他认为，因为“里”和“裏”同音而被借用为“裏”，在这之后才获得表方位之义[9]（P742—745）。不过，他对此并未做详细解释。我们不妨这样假设：朱骏声已经觉察到“裏”的出现，只是凭直觉认定它替代“里”是因为同音的关系，却没有找出两者在语义、用法上的内在逻辑联系。问题是，如果只是一种语音上的替代，那么这种替代发生的原因和目的又是什么呢？就此而言，刘志基的分析有一定的道理，就是将功能过多的“里”用不很常用的“裏”来分担。在《说文解字》中，以“里”为声旁的字有九个，其中，“裏”字的产生年代最早，这也让“裏”代替“里”成为可能。还需指出的是，朱骏声并未对“里”被“裏”所取代的具体时期进行考证。据我们考察，这一时期大致应在东晋前后。

其次，看汪维辉的观点。他认为，方位词的“里”是由“裏”转化而来的，并指出这一现象发生在西汉时期[10]（P34—38）。汪维辉从医学典籍《黄帝内经》中的《素问》和《灵柩经》入手，对汉代“里（裏）”的运用展开分析，不过，他并没有对“里”和“裏”的用例予以区别，而是统称为“里”。那么，《素问》《灵柩经》中的“里”和“裏”的使用情况究竟如何呢？我们对此重新进行了查证，结果发现，在《灵柩经》中“里”共有39例，其中，“数量+里”有20例;和“表”相对的有12例;在剩下的7例中，“腹里”4例、“胸里”1例、“闾里”1例，另外1例可能有误，应是“虽”字①。我们再来看汪维辉对具体用例的分析，以下例句皆引自汪文：

（5）其支者，起于胃口，下循腹里，下至气街中而合，以下髀关。（《经脉第十》卷三）

（6）以下胸中，贯膈，络肝属胆，循胁里，出气街，绕毛际，横人髀厌中。（《经脉第十》卷三）

（7）上腹结于脐，循腹里，结于肋，散于胸中。（《经筋第十三》卷四）

（8）岐伯曰：冲脉、任脉皆起于胞中，上循背里，为经络之海。（《五音五味第六十五》卷十）[10]

从语法形式上来看，上述例句中的“里（裏）”都是用在表示身体部位的名词之后，汪维辉也正是据此而将“里”判定为方位词。从内容来看，这些引文基本都是写经脉走向的，我们知道，人体的经络是依附于身体组织而延伸的，如果將“里（裏）”判定为方位词，那么，经络就是在充满内脏的体内延伸。这既不大符合常理，也不大符合语法规范。再看“N+里”前面的动词“循”，它是沿着的意思，所支配的宾语应是“里（裏）”，因此，例句中的“里”应是属于表示内侧之义的名词②。就此而言，汪维辉先生所提出的“西汉说”是存在一定瑕疵的。

最后，看刘志基的观点。他认为，先秦文献中已有“里”表方位之义[11]（P26-27）。他只是否定了朱骏声的观点，却并没有进一步的解释说明。刘志基虽然没有举出“里”是如何被“裏”所替代的具体例证，不过，在春秋时期，“里”确实是得到普遍使用，而且承担着“裏、悝、理、廛”等的语义、语法功能。问题是，“里”作为方位词的用法是否产生在春秋战国时期？通过检索相关文献，我们发现，《庄子·则阳》中已有“四方之内，六合之裏（里）”的用例，在《齐物论》中也出现了“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的用法，这里的“裏（里）”似乎是表示“内部、里面”义，不过，因为助动词“之”的存在，所以它仍然不是具有后置意义的方位词，而是表示方位的名词。刘丹青的《语序类型与介词理论》曾对此有过论述，可以参看。因此，我们认为，刘志基所提出的“春秋说”也有所欠妥。

那么，作为方位词的“里”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本文依据从《诗经》到晚唐时期的相关文献中“里”和“裏”的数据，将“里”的使用情况大致分为个三阶段：第一阶段是通用阶段;第二阶段是“里”和“裏”的分离阶段，即方位词“裏（里）”独立阶段;第三阶段是多义“里”的共存阶段。下面，我们主要是对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展开论述。

（二）方位词“里”的通用阶段

这里所说的“通用阶段”，是指因早期的文字数量有限而经常被用来指称他义的时期。这些现象主要发生在西周到秦汉这一时期。试看下面的例子：

（9）绿衣黄里（裏）。（《诗经·邶风·绿衣》）

（10）悠悠我里（悝），亦孔之痗。（《诗经·小雅·十月之交》）

（11）乃里（理）西土之数。（《穆天子传》）

（12）赋里（廛）以人。（《国语·晋语一》）

（13）通于沟渠，修堤防，树五谷，通于地里（理）者也。（《说苑·臣术》）

可以看出，在这一时期，“里”经常用来指称他义，它承担了多种语义、语法功能。通过对《说文解字》的检索，可以发现，此书以“里”为声旁的字有九个。这些字虽然产生的时代不同，但不排除在此之前用“里”替代的可能，例（9）～例（13）就是很好的佐证。而且“里”用作他义的例证一直延续到元明时期。例如：

（14）[正旦云]梅香，你看奶奶做什么里？

[梅香云]奶奶看经哩。（关汉卿《金线池》第一折）

例（14）中的“里”明显是“哩”的代用。

（三）方位词“裏（里）”独立阶段

为了确定由“里”到“裏”这一现象发生的具体阶段，我们以《先秦两汉古籍逐字索引丛刊》[12]、《魏晋南北朝古籍逐字索引丛刊》[13]为依据，对其中的“里”和“裏”进行了统计。结果发现，“里”表示住所单位或行政划分单位、表示空间距离的用法一直占有绝对优势，其中，前者用于名词之后，后者基本上用于数词或疑问词之后。“裏”的用法和用量与“里”有很大的不同。在到《搜神记》为止的二十余部文献中，“里”共出现1149次，“裏”则仅有20例，其中的18例都是与“表”相对的“裏”，《贾子新书》中的“薄纨之裏”则明显是衣服里子之义。此时虽然已有“裏”和“里”混用的例子，如《墨子·备蛾传》中有“楼必曲裏（里）”，但数量有限，尚不足以说明“裏”已代替“里”成为一个方位词。也就是说，“里”真正的方位表现还没有形成。到东晋时期，“裏”和“里”的用法发生了变化，特别是“裏”的用法有了很大改变。在陶渊明的作品中，“里”有34例，而“裏”的用例仅有3例;在谢灵运的作品中，“里”的用例有45例，“裏”的用例已上升到15例。我们发现，二人在“里”和“裏”的使用中出现了混用的现象。陶渊明（365—427）诗中有“烟里、斯里、田里、蒿里、气里”，而谢灵运（385—433）诗中有“雾裏、水裏、云裏、镜裏”等。如果用现在的基准来判断的话，“烟、蒿、气”和“雾、水、云”都是离散体，后面的“里（裏）”应是相同字体，实际上两者并没有统一。值得注意的是，在谢灵运等人的作品中，当前面的名词是离散性物质或具有容纳功能的物体时，几乎都用“裏”来标记。该现象有可能说明一个问题：东晋时期，“里”和“裏”的功能尚未完全分离，正处于混用时期。从我们所掌握的数据来看，庾信以后一直到晚唐时期为止的文献中，“里”和“裏”的混用现象再没有大规模发生。因此，本文认为，“裏”大规模替代“里”这一现象，大致发生在东晋前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