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专家

 

顾铮

 

1959年生于上海，现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复旦大学视觉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1998年毕业于日本大阪府立大学人类文化研究科比较文化研究专业，获学术博士学位。曾任第56届世界新闻摄影比赛终评评委。2017-2018年度哈佛燕京访问学者。2019年德国海德堡大学第九届中国艺术史海因茨葛策杰出客座教授（9th Heinz G tze Distinquished Visiting Professor of Chinese Art History）。2020集美·阿爾勒国际摄影季艺术总监。曾获得中国摄影金像奖（理论评论）（2001年）及第一届沙飞摄影奖学术奖（2007）。著有专著多部，并在国内外策划多个摄影展览。

 

影响是什么，是个比较难以测量、测定的事。编辑说要写对中国摄影有影响的国外摄影家，我想我只能写写我接触到的他们的一些情况。至于他们是不是影响到我，可能我也搞不清楚。

 

 

 

而且，必须承认，随着年纪增长，个人记忆真的有日渐不可靠之嫌疑。时至今日，许多事情的许多细节，或模糊或交织，构成了晃动的情景呈现眼前。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趁早努力写下来总比不写、永远不写好。因为，这些写下来的东西，也许可以成为证明“影响”的材料。所以，在编辑的邀请下，我还是决定，借此机会勉力写下一些，这也是对于《摄影之友》创刊35周年的热烈祝贺。

 

1999年，我完成学业回国。这个时间点，大概正好与中国当代摄影的发展开始获得更多国际关注同步。在工作中，有幸接触到一些来华的外国摄影家，或与他们以某种形式一起工作，或只是目睹他们的工作，也因此有机会开始思考他们的工作与意义。

 

善于“调控”人流的马克·吕布

 

马克·吕布（Marc Riboud）也许是我回国后最早接触到的国外摄影家。记得是2002年，摄影家罗永进找到我，希望我能够陪来上海采访的吕布拍摄一天。正好我有空，因此欣然答应下来。具体日期是1月14日。此时的吕布应该已经在中国有了较大影响。他最早在中国的出现，是在李媚于1989年主编的《摄影》丛刊上。那上面用了十几个页面发表了他的中国照片，同时刊物也请人翻译了一篇他的画册《三面红旗》的前言。记得这些照片在当时引起了很热烈的反响。

 

他下榻的宾馆是在外滩的和平饭店。早上我在大堂接到他后，拔腿出门就在南京路上先拍摄起来。一件印象深刻的事是，在华东电力设计院下面的南京东路上，由于街面比较狭窄，人流比较拥挤，许多行人看人行道上人多，还看到一个“高头大马”的外国老爷子站在人行道上冲着行人拍摄，就赶紧低头避开他的镜头，迈腿走向行车道。这么一来，显然他想拍摄的人流汹涌的画面要逊色不少。于是，他手一指，让我站到人行道外侧边上。这么一来，对面过来的行人被我不算魁梧的身体挡住，不能下到车行道去。我们两人将一条狭窄的人行道“封锁”形成夹击之势。而他则站在人行道里侧尽情拍摄。事后一想，对呀，他是用我这个人来调控人流的呀。当时吕布已经受帕金森病的困扰，拍摄时手抖得厉害。我发现，即使在是白天，他也全部使用ASA3200的柯达胶卷，这在当时是感光度最高的胶卷了。他使用这种胶卷，也许是为了克服手抖的影响吧。在中午休息时，他说想找到“文革”当年在上海拍摄的舞蹈女演员，再作拍摄。正好我的好友的哥哥在上海舞剧院工作，轻易就帮助找到了那位女士的联系方式。不过联系下来，她说因为家庭原因，她这次无法接受采访。不过，我们晚上还是去了上海舞蹈学校的练功房，他也拍了个尽兴。回来酒店后，虽然已经很累，但他还是稍稍打了个盹后，上了和平饭店的顶楼拍摄上海的夜景。一天下来，他拍摄了十多个胶卷。在胶片时代，一天拍摄400张照片这个数字应该是非常昂贵的。

 

 

 

后来，在平遥摄影节以及他2010年在上海的个展上再次碰到他时，发现身体状况明显下降。最令人高兴的是，在上海的个展开幕式上，那位舞剧演员现身，我趁机拍到了他们重逢拥抱的照片。后来，他还特地安排时间为这位女演员再拍了照片。

 

“放火”的弗孔

 

最早看到贝尔纳·弗孔（Bemard Faucon）作品是在东京的时代摄影画廊。那还是我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已成故人的画廊主石原悦郎告诉我，弗孔有“轻功夫”，能够在巴黎的屋顶上飞檐走壁。他的身手我当然没有机会看到。真正与他见面是在2012年了。当时受画家曾梵志先生邀请，我作为中法两位共同策展人之一，在曾先生的北京“元空间”策划了弗孔在中国的第一个个展。曾先生是弗孔作品的大藏家。在为弗孔接风的宴会上，开吃不久，他就先拿出一些相互缠绕的金属连环圈，让大家设法解开。然后，在大家兴致正高时，弗孔表演魔术，在最后一瞬间放出了灿烂的焰火。此次，当然也是宴会的高潮。后来，在上海德玉堂画廊为他举办个展时，我又有机会在宴会上见到他如法炮制这个“程序”。如此想来，放焰火是他提升大家兴致的好戏。

 

而弗孔另外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是，他坚决拒绝被人拍照。在北京摄影双年展期间，他来中央美术学院作报告。为了不给人拍到他，只要看到有人举起照相机，他就直接躲进讲坛下面去了。而在2019年成都当代影像馆的开馆活动中，凡是有大家合影的场合，他就举起一张印有他年轻时英俊面容的扇形面具，挡在自己的脸上。而今年在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他的个展开幕式上，因为疫情他无法亲临现场。在他送来的视频发言中，他当然不露“峥嵘”。他在视频里展示的是他拍摄的自己在山崖上的投影。为了不让大家看见他的“倩影”，他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了，而且每次都有不同的“创意”，令人叫绝。

 

森山大道喜欢轮船

 

与森山大道结识是2005年底上海爱普生影艺坊给他做个展的时候。在布展间歇，爱普生影艺坊应他要求给他安排外拍活动，我有幸作陪。

 

记得那天的行程安排是上午去豫园拍摄，下午去虹口公园一带走走看看。在虹口，我们一起去了鲁迅故居所在的大陆新村，也在老弄堂里转了转，然后再去了虹口公园。我觉得森山的拍摄方式也许更适合在街道上游走抓拍，而公园里的聚集人群似乎不能引起他的兴趣。我们还在虹口公园边上的那条著名的甜爱路口的一家咖啡馆小坐，喝了咖啡。那家店里的气氛有点诡异，令他印象深刻，以至后来在东京见面时，他还向我说起过。

 

 

 

而在他第二次来上海时，我又有空陪他一起在上海拍摄。记得出了他下榻的王宝和大酒店不久，就来到了浙江路桥边上的一个老旧大楼，我建议进去看看，他欣然同意并且一路上到最高层，探出身子俯拍了下面的车水马龙。下午他提出要去看看上海的水，于是一行人去了杨浦的轮渡码头，坐上轮渡去浦东。记得他说起，他喜欢大海与轮船，因此在上海坐轮渡也是他的心愿。后来从一个访谈得知，他曾经报考过商船学校想做水手，但因为数学题一个也没有答出来而落榜。也许，海洋与轮船是他的一个情结。在从浦东回来的路上，又去了安福路上著名的马里昂巴咖啡馆喝了咖啡。在从咖啡馆出来时，正好见到对面一个餐厅在进行员工营业前训话，他马上拍下了一列排开的女员工，后来在他主编的自主发行杂志《文献》上发表了出来。就在上个月，传来马里昂巴咖啡馆关闭的消息。

 

他这次同行的有末井昭与槽桥朝子，以及策展人与编辑本尾久子。这个同行团队，可真是“豪华”。说起末井昭，其实是一个在日本摄影界与杂志界影响巨大的人物，所谓“視觉系”杂志的大拿。是他给森山大道在他主持的《写真时代》上开专栏，而且一开就是八年，让森山有了充分发现自己、展示自己的机会。而荒木经惟同样受他邀请在杂志上长期开设专栏。这两个摄影家充分享受了日本纸媒的发达所带来的机会。而本尾久子，作为画廊工作者，曾经在画廊展出荒木作品时因日本警方认为作品“猥亵”而查封画廊时，挺身而出主动去警署投案。她因此举而深受荒木信任。

 

2006年到2007年，我有机会赴早稻田大学作交换教授。在那个时期，与森山先生有了更多的交往，其中还有两次在新宿“黄金街”的酒吧喝酒的愉快记忆。最近遇到在东京采访过他的日本媒体摄影记者。他说森山先生是他遇到过的所有“名人”中待人接物最认真的人。经他这么一说，回头想想，确实觉得，无论他遇到谁，都以全副精力与诚意在与之交流。也许，他在待人接物方面对人的影响，可能比他的艺术所给予的影响更大。

 

索德克在上海表演俯卧撑

 

2013年，捷克摄影家扬·索德克（Jan Saudek）来上海访问，捷克驻华大使馆安排他在“全摄影”画廊与上海同行见面。在欢快的交流气氛中，他突然下座跑到场地中央，做起了俯卧撑。当时他已经是年近80岁的人了，此举至今令人记忆犹新。后来应捷克方面的邀请，于2014年夏天访问捷克。利用在捷克的一个月时间，我抓紧采访了他，同时也收集写作有关他的专书《生命剧场》的相关资料。在即将回国去他家向他告别时，他很郑重地告诉我，他马上又要做爸爸了。这时，他正好80岁。回国后不久，听说他的儿子出生了。从那时以来，和他已经一晃六年没有见面了，加上疫情还不见消退，何时见面仍在未定之天。愿他一切安好！

 

具本昌说：“我们都喜欢安静”

 

最早认识韩国摄影家具本昌是在2001年。那是在首尔参加第一届亚洲摄影双年展期间，与日本摄影家细江英公一起走访了他的工作室。与今天的许多中国艺术家的阔气豪华的工作室相比，他的工作室比较紧凑，功能性比较强，印象比较深的是已经有了地热。后来在他担任大邱国际摄影节的艺术总监时，又有机会受他邀请到访韩国。他说话柔声细语，而且其沉静也体现在作品（如《白瓷》系列）中。在2018年的集美阿尔勒国际摄影季上，我们又再次重逢。有意思的是，在摄影季期间，我们最经常见面的地方与时间是晚上在酒店的餐厅。因为我不那么热衷于晚上的活动。而在晚餐时，也经常在酒店餐厅里遇见他，问他怎么不去参加晚上的活动，他说“我们都喜欢安静”。

 

向中国捐赠摄影名品的石原悦郎

 

本文标题是“摄影人”而不是“摄影家”，是因为考虑到想写一下石原悦郎这样的画廊主。他在世时，与中国当代艺术界与摄影界有密切的交流。也许，他是以自己的特殊的交流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摄影。他性格开朗，善于交流，以至于一些中国艺术家说他“不像日本人”。从这一点上说，他至少以他的交流打破了人们有关日本人的刻板印象。

 

记得有一次在东京，他开着敞蓬跑车（这也是一般日本人所少有的“招摇”）带我去当时尚在银座的小柳画廊。这家画廊把杉本博司经营得风生水起。到得画廊下面，他把车停下，把手里的包扔在车座上就要上楼。我提醒他没有带包，他根本不以为意，说没问题。这似乎反映他对于东京治安的信心。

 

我觉得最需要我们记取的是，石原先生多次向今已不存的上海美术馆（现名中华艺术宫）捐赠了大量国际著名摄影家的原作。也许，这批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与公众见面的世界摄影名品，是中国的美术馆中至今为止拥有数量最大的一批国外摄影收藏。他是一个艺术商人，会有一些生意的考量，但向中国的美术馆捐赠世界摄影名品此举，还是有助于中国公众更深入地了解摄影的魅力。希望拥有这批收藏的中华艺术宫不要辜负了石原悦郎先生的苦心，能够妥善保存并经常向公众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