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费孝通学术自觉文化主体性人的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C91-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20）12-0120-09

 

引论

 

在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间的交流和联系日益紧密。各国人民在全球化的交流中亦获益匪浅，但也不时面临冲突和困境，其中很多问题来自文化差异。那么，如何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和谐共处，从而让人们继续彼此获益？这个问题在今天显得愈发紧迫。事实上，费孝通先生在1990年代之后就一直在思考这样的问题。他提出的一个解决方案是“和而不同”，“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而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尚需准备很多知识上的条件，“文化自觉”便是其中的一个关键概念。本文从费先生的学术反思历程中，重新审视这一概念，试图进一步理解费先生相关思想带给我们的启示。

 

“文化自觉”概念来自费先生从1990年代开始的学术反思历程中。可以认为，他的学术反思开始于与他的同窗好友Leach的一个学术对话，这便是命名为“缺席的对话”的演讲。其全称为《缺席的对话——人的研究在中国——一个人的经历》，这是费孝通先生于80岁之际在一个研讨会上的演讲题目。指1990年在东京召开的为祝贺费孝通先生八十诞辰的“东亚社会研究国际研讨会”。这是一个命题作文，最初的题目是《人的研究在中国—— 一个人的经历》，是由人类学家中根千枝和乔健给出的。费先生思考了很久，最后决定以“缺席的对话”为主题发表演讲，内容发表在同年的《读书》杂志。费孝通：《缺席的对话——人的研究在中国——一个人的经历》，《读书》1990年第10期;后收入《费孝通全集》中的题目是：《人的研究在中国——缺席的对话》（1990），《费孝通全集》第13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0～349页。

 

 

 

这个演讲以费先生回顾总结自己的学术生涯为主要内容，形式上呈现为与在英国留学时的同窗Leach的对话。当时已经故去的Leach给他的两个学术提问分别是：第一，像中国人类学者那样，以自己的社会为研究对象是否可取？第二，在中国这样广大的国家，个别社区的微型研究能否概括中国国情？费先生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标志着进入了其学术生命的反思阶段，他通过一系列自我反思，提出了他第二个学术阶段的重要概念——“文化自觉”以及“扩展社会学学科的传统界限”等议题。虽然“缺席的对话”这个演讲并没有完成对Leach提问的圆满回答，但在这个回应里，费先生意识到儒家文化对自己学术志向的深刻影响，那就是“从实求知”，寻觅有用于社会的机会，“志在富民”，保持儒家务实的精神传统，即学以致用价值观。费孝通：《人的研究在中国——缺席的对话》（1990），《费孝通全集》第13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8页。他的学术反思就是从对中国传统文化以及自身入手的。他所谓的学术反思，其实就是和自我对话，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1997），《费孝通全集》第16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页。是费先生针对自己的学术成果的重新思考。也恰恰是从自身入手，使得他的学术反思历程充满了人的主体性特征，他最终提出的概念“文化自觉”，以及对文化自觉的探知途径——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的倡议，都是以反思自我为基础的。

 

 

 

关于费孝通的“文化自觉”思想，学界已有很多讨论。譬如，苏国勋指出了费孝通“文化自觉”概念中蕴含的人文性，它在根本上是一个文化自主性问题;苏国勋认为文化是一个价值体系，是由道德理想、典章制度、器物行为三个层面共同构成的统一整体;“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是中国文化自主性的根本前提，费先生的文化自觉概念也是其关注从生态到心态的一个转向。苏国勋：《社会学与文化自觉——学习费孝通“文化自觉”概念的一些体会》，《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2期。李友梅认为，费孝通由1940年代形成的充满矛盾情感的自由主义文化观，到21世纪转变为以儒家文化为主导、克服西方文化的工具理性弊病，推动一个“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人类世界建设的文化主体性概念。李友梅：《文化主体性及其困境——费孝通文化观的社会学分析》，《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4期。陈占江、包智明从差序格局的理解角度，讨论了费孝通文化思想的转变。费先生早年认为，差序格局以“己”为中心，阻碍了公共空间的自发生成。但晚年费先生重新评估了传统，并希望以“推己及人”“中和位育”等儒家思想化解现代性蕴含的生态危机和心态危机。陈占江、包智明：《“费孝通问题”与中国现代性》，《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周飞舟也将对费孝通的文化自觉的理解纳入其思想的整个脉络中，并把文化自觉看作是对Leach提问的回应结果，认为费先生的文化自觉的内容主要来自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逐渐看重上，同时，这个文化自觉也是他学术反思的结果。周飞舟主要讨论的是文化反思中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譬如文化自觉中“差序格局”和“推己及人”的内涵。周飞舟：《从“志在富民”到“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晚年的思想转向》，《社会》2017年第4期。赵旭东指出，理解费孝通思想的途径或许有多种，但从文化自觉的角度去理解可能是一捷径;赵旭东：《文化自觉与人的相互看——由作品去理解费孝通思想的一种途径》，《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19年第5期。费孝通反思自己早年的研究犯了“只见社会不见人”的错误，强调关于“人”的研究，构建看得见个人内心的世界图景，提出“推己及人，将心比心”的方法论原则;赵旭东、王蹊：《反思中的文化自觉——基于费孝通文化观的人类学方法论》，《学术界》2019年第9期。费孝通晚年的研究重心转向对于文化心态的研究，人的地位在其研究中得到凸显，其中交织的问题是：中西方文化的碰撞融合，古今历史的交织重奏，经验与理论的合唱复调，标志着费孝通文化观的生成。赵旭东、宋欣仪：《从对话看文化——费孝通文化观中的对话人类学路径》，《中南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我们发现，既有的“文化自觉”研究，对费先生理论层面的“主体”维度的讨论，尚没有得到充分阐发，本文将在这方面做出进一步的努力。

 

一、文化主体性和人的主体性并重

 

在80岁之际，费先生总结之前60年的学术生涯，他认为自己是1930年代投身到学术领域，以费孝通：《江村经济》为标志。《文化论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再认识》（2002），《费孝通全集》第17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04页。觉得“志在富民”四个字可以概括其特征。但显然费先生认为这一总结还不足以表达他的全部心志。此后的近15年间，他用尽了余生的所有时间，开始了漫长而深情的学术反思之旅。在他的学术思考中，可以发现他的文化观是分阶段的，譬如对严复这一代学者的重新审视、对差序格局文化意涵的重新理解。按照周飞舟的理解，他走过了以西学为主、中西并重和偏向中国文化的历程;他对文化问题的逐步深入思考，主要动力来自1990年开始的对Leach学术提问之回应的层层推进，而且，费先生最后所得的答案远远超出了Leach提问的范畴。周飞舟：《从“志在富民”到“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晚年的思想转向》，《社会》2017年第4期。费先生由此进入对中国文化、对人的研究的深入体察之中。

 

可以说，费先生晚年的学术反思，对中国文化主体性和人的主体性的反思几乎是同步的。文化与人，构成了费孝通2003年提及的社会学的“人文性”的两个重要内容。2003年，他在里程碑式作品《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中，明确提出社会学兼具科学性和人文性两个特征，认为以往中国社会学在科学性方面发展得较为系统，而对人文性有所忽视，以后中国社会学应该多重视人文性的问题，他发出大力发展社会学人文性的倡议。其中的关键意涵就在于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主体形象的探究。

 

 

 

费先生对文化和人的探索，是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按照费先生的定义，文化本身带有两面性：“人为、为人”。“人为”是指文化是人所创造的，也就是所谓人文世界;“为人”是指文化是为人民服务的设施。费孝通：《文化论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再认识》（2002），《费孝通全集》第17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04页。但仅仅有“人为”和“为人”的维度还远远不够。费先生认为，这个维度的文化世界，没有体现出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维度，也就是人文世界和周遭世界的和谐共生问题。这一讨论意味着他思想的转向。

 

一般认为，费先生的文化反思中，《孔林片思》⑤⑥费孝通：《孔林片思》（1992），《费孝通全集》第14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9～44，40、42，42～43页。是一篇标志性文章，这确定了他文化反思的儒家底蕴。他提到1992年6月的孔庙之行让他更深刻认识到中国文化对人的研究的历史由来已久，这便是人与人之间相处的伦理。费先生还意识到这应该高于他之前的研究层次，即生态层次，也就是说，儒家的人伦是一个心态层次的东西。⑤这意味着费先生的思考由对人的生态层次进入到了人的心态层次。2003年他在《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中，进一步认识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便是从人和人心角度进入，所谓“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能设身处地、推己及人、将心比心，由内至外的一层层外推，将“我”与世界的关系“伦理化”，构建每个人心中的世界图景。其对儒家关于人和社会关系的认识进一步深化。

 

在《孔林片思》中，他还提到，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全球性的战国时代，需要学者新的“自觉”，用以解决世界上不同文化间的和平共处问题。⑥“自觉”在费先生的学术反思中是较为频繁出现的概念，它有时候与“自在”一起出现，譬如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中，提出民族意识（即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过程要有一个从“自在”到“自觉”的过程。⑧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1988），《费孝通全集》第13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6、109页。而中华民族就是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⑧这个“自觉”事实上就是一种主体意识，后来他提的文化自觉中的“自觉”也包含这样的意涵。

 

 

 

1997年初，费先生提出“文化自觉”概念，⑩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1997），《费孝通全集》第16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17页。是为了回应以下问题：“在这个时代，我们为什么这样生活？这样的生活有什么意义？这样生活会为我们带来什么结果？这些疑虑需要我们知道我们的文化是哪里来的？怎样形成的？它的实质是什么？它将把人类带到哪里去？”⑩文化自觉概念回应的是后工业时期的文化转型问题，而文化自觉具体含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包括对自身文明和他人文明的反思，这个反思不言而喻需要一套科学的认识方法。费孝通：《“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2004），《费孝通全集》第17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4页。概言之，“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应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可以说，“文化自觉”就是对他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历程的一个诠释。④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1997），《费孝通全集》第16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18页。

 

“文化自觉”就是文化主体性，这一文化主体意识，至少包括两个基本过程，一是自知之明，二是自主适应。事实上也是一个文化创造性的问题。个体性内在于这一文化主体性的中心，对此，保罗·利科曾做过讨论。[法]保罗·利科：《世界文明与民族文化》，《历史与真理》，姜志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

 

事实上，费孝通的学术反思一直是带着“我”这个主体的。如他所说，他的学术反思，便是对自己学术历程的总结和反思。同时，他学术上的自我反思也是一种文化自觉的尝试，而他自己和许多人一样，是一个在不同文化的接触、矛盾中求安身立命的人。④他认为，在这个时代，很多人（包括普通人）都是生存在文化转型过程中的人物，都有类似的心态特点。

 

“心态”概念可追溯至费先生的老师史禄国（S.M.Shirokogorov），它的英文是phycho-mental complex，其中phycho来自拉丁文psukhe，本意是呼吸、生命和灵魂的意思;phycho-mental指群体所表现出的生理、心理、意识和精神境界等层面的现象，又因为它是一种复杂而融洽的整体，构成人类学研究最上层的对象。史禄国是俄罗斯人类学家，他的心态研究可追溯至他研究的通古斯人的萨满信仰，他认为这是一种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积累形成的生理和心理的文化现象。这一看法体现了他的功能派主张。费先生认为，他在英国的老师马林诺斯基没有像史禄国那样深入到生理基础去阐明社会行为的心理机制。史禄国对民族（ethnos）的分析框架是：地、人、文相生相合的综合。地是空间和资源;人包括成员的数和质，即生物基础;文是人造的环境，包括社会结构和文化積累。在史禄国看来，人类学就是这样一门研究一个民族兴衰消长的动态过程的学科。这里的人不仅包括人体测量学，还深入到生理现象。费先生认为，史禄国先生的贡献就是将生物现象连接上社会和文化现象，突破人类的精神领域，再从宗教信仰进入所谓意识形态和精神境界，而且将人类作为自然界演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在史禄国的讨论中甚至可以预见后人类时期，足见其理论的宽厚、广博。费孝通：《人不知而不愠》（1994），《费孝通全集》第14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25～327页。

 

 

 

心态，对于一个学者个人而言，就是一种感情和志向，指思想意识、感情、爱好。⑦费孝通：《我对中国农民生活的认识过程》（1999），《费孝通全集》第16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06、405～406页。费先生对史禄国的学术之路和心路历程的探究，就属于这一范畴。而我们对费先生学术反思历程的追忆，也属于这样一个范畴。如费先生所说，它是人类最高的活动，涉及一系列行为、思维和感情上的活动。

 

对于文化而言，也是如此。在文化方面，心态就是“文化的心态”，也就是费先生所说的“文化自觉”。在文化层面的“心态”，涉及到我们整个文化的基础。文化自觉就是对自己的文化，要从“由之”到“知之”;它需要一套科学的方法方可达到目的。费先生采用的方法就是吴文藻先生早年建议的方法：社会学要中国化，且社会学一定要走人类学的路子，即用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自己的社会。⑦费先生还进一步按照马林诺夫斯基的指引，把研究文明国家的社会文化作为他的社会人类学的奋斗目标。费孝通：《重读〈江村经济〉序言》（1996），《费孝通全集》第15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47页。

 

文化自觉分个人层面的文化自觉和民族—社会层面的文化自觉。学术反思就是费先生个人层面的“文化自觉”，相比较而言，更高（民族—社会）层面的文化自觉是了解孕育个体思想的文化。费孝通：《从反思到文化自觉和交流》（1998），《费孝通全集》第16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51页。不过，个人层面的文化自觉是基础，费先生指出，认识个体和认识文化是不可分的。文化，就是人造的人文世界。笔者认为，人文世界就是对2003年费先生提出的社会学人文性的一个注解。人文世界是我们祖先和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认识这个文化，是在认识这个社会，也是在认识自己，认识个体和认识社会是一个同步的过程。人文世界是在个体死后还会继续延续下去的东西，这个超越个体的东西，也会激发个体的能动性，这种精神力量使得费先生在90岁的高龄，依然在展望社会学学科的未来、我们民族的未来，甚至是世界的未来。③④费孝通：《从反思到文化自觉和交流》（1998），《费孝通全集》第16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51～253、254、256～258页。

 

费先生明确指出，“文化自觉”就是他对人文价值的再思考，⑦费孝通：《人文价值再思考》（1997），《费孝通全集》第16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45页。这个人文价值也是对潘光旦人文思想的再发展。他的人文世界概念来自对潘先生思想的总结，包括人与物的关系世界、人与人的关系的世界。其中蕴含了人的主体性特征：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虽然逃不出这个客观的自然世界，但人有能力以之为基础创造一个人文世界，再用人文世界来保证人的生存和发展。③

 

二、文化反思：在中西之间

 

在全球化时代，费先生的学科关怀是：今天的人类学、社会学的主题是什么呢？他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看清我们现在处于一个怎样的大环境中，看清全人类的文化在如何变化。费先生认为，人类的文化正处于世界文化统一体形成的前夕，是一个“要成而未成”的阶段，因此表现出“战国”特点。他指出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方向，那就是多元一体的世界文化的出现。他指出，我们要向这个方向努力，并为它准备条件。他从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动态论》中得到启发：人类必须有一个共同的利益，文化才能从交流到融合。他对“多元一体”的感悟直接来自中国传统文化，认为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中国式的：以力服人者为霸，以理服人者为王;王道才能使天下歸心，进入大同。④

 

费先生早年学术思想上的主要授业老师是外国人，包括他晚年时常提起的三个人：派克、史禄国、马林诺夫斯基，他们的思想属于西方文化范畴。费先生的学术思想深受他们的影响，这决定了他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便是对待中西学态度问题。对此，费先生经历了一个取道西方返回中国的过程。早年，费先生是更看重西方文化的，认为西方文化是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助推剂，而中国文化则似乎是起阻碍作用的，这从他最初对“差序格局”概念的阐发中就可以看得出来;在晚年，费先生对东西方文化的态度，应该是一种折中态度，即对西方有选择的引进和吸收。费孝通：《文化论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再认识》（2002），《费孝通全集》第17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03页。他认为，不论哪种文明，都不是完美无缺的，都有精华和糟粕，所以对涌进来的异文化，我们既要“理解”，又要有所“选择”，这就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含义。在这个视野下，他提倡在人文的层次上，在人类的社会活动中树立起一个“美美与共”的文化心态，为建设一个和而不同的美好社会贡献力量。费孝通：《“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2004），《费孝通全集》第17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50～552页。也就是说，虽然目标是中国式的，但是途径还不能仅靠中国文化来完成。

 

 

 

在晚年，费先生颇为赞赏的是中国人对待学术研究的态度，并对早年自己以中国社会作为研究对象，有了新的体会。他指出，中西方学者对待人类学是两种态度，不同于中国学者（例如费先生自己），西方学者（尤其是早期人类学者）的研究对象是“他者”。对此，马林诺夫斯基甚至 “对自己的工作感到不耐烦”，据费先生回忆，马林诺夫斯基用“好古、猎奇和不切实际”来贬责当时的人类学学者，而对费孝通用研究成果“为人类服务”，竟流露出“时感令人嫉妒”的感情。⑦费孝通一以贯之的学术实践代表了儒家的“学以致用”精神，而西方学者则多是一种为学术而学术的态度，事实上容易导致泛滥无归和某种虚无主义。

 

费先生回忆了吴文藻先生的治学态度。吴文藻将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和行动就代表了中国学者的治学态度，即学以致用：学术的用处是为人民服务，这门学科里所包括的知识必须有中国的内容，用人类学的方法去做社会学（强调它是“社会学调查”而不是“社会调查”），不是用书本上的史料来填充西方的理论。费先生的体会是，中国人研究社会学必须注意中国特色，即中国文化的个性，这也是吴文藻提倡用人类学方法研究社会学的基本用意。费先生认为，当时的“魁阁”就是吴先生这一研究思想的实验室。费孝通：《开风气  育人才》（1995），《费孝通全集》第15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2、183页。

 

费先生还批评马克斯·韦伯在隐喻的层面否定了其他人文类型在现代世界的生存权利，没能在跨文化的关怀中获得人文价值的自我反思和宽容，导致其在步入老年时逐渐变成一个厌世的悲观论者。③④费孝通：《人文价值再思考》（1997），《费孝通全集》第16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59、48～51、59页。韦伯的宗教研究主题，指出西方现代性生成的主要原因是“理性”，而西方之外的社会，譬如中国就缺少这个因素，他的理论中确实带有一种明显的西方中心论意味。这里，暂不论费先生判断的对错，费先生看问题的方式告诉我们，一个学者的立足点，决定了他的高度和自我超越性。这里颇值得一提的是潘光旦先生的位育论，费先生在晚年学术反思中多次提及潘先生的思想。潘先生位育思想的核心就是安所遂生，其原意是针对个人和社会的，但以此理解一门学科也是恰当的。学术对于学者个人来说，它能否位育这个社会和个人本身，也就意味着它能否具有安所遂生的价值和意义。而费先生的“美美与共”学说，就是对潘先生位育论的一个很好的回应和发展。

 

费先生的学以致用理念，就是一种“脚踏实地、胸怀全局”的格局，在这点上，费先生和潘光旦先生的心志是一样的。这也是马林诺夫斯基提及的“文野之别”背后的深刻意涵，即不同文化的“文化自觉”导致了对“文野”的不同处理态度，在西方的二元对立思想中，才有了“文野之别”。费先生引用萨义德的一个观点来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对于西方，亚洲的神秘文化在西方科学的体系中无法被解释和操作，而且可能在未来对西方构成挑战。世界文化体系中是讲求“适者生存”的，在文化转型中，是保留文化，还是保留人？费先生给出的答案是“文化自觉”，即以“保留人”为基础，在原有文化之上修订规则，防止跌入以欧美为中心的文化霸权主义的陷阱。③“文化自觉”的内核是“自知之明”，即从相互交往中获得对自己和“异己”的认识，创造文化上兼容并蓄、和平共处的过程。④这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是一个文化主体性的问题。

 

此外，费先生还认为，在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方面，扬己和克己是一个关键。费孝通：《文化论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再认识》（2002），《费孝通全集》第17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07页。不同文化对待自己的态度是不同的，整体上看便是人类文化的不同特征。中国文化讲究的是对自己的克制;西方讲究个体的自由度，费先生认为，后者以“己”为中心来看待人，导致天人对立观，进一步养成全球化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特点和国家交往的特点：知识的科学化、理论的“西方中心论”。这种观念在认识论上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在方法论上用研究物的方法来研究人。费先生明确指出，主体是人，物仅为客体。但中国在清末以后，就逐步出现了只见物不见人的趋势。费先生指出，在21世纪，需要一种兼具人与物的人文思想，“活生生的生物人是构成群体的实体”，⑦费孝通：《对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思考》（2003），《费孝通全集》第17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3～524、521～523页。以往我们对这个关注不够。他也对自己的社区研究进行了反思，提出社区不仅要看到社会结构，还要看到群体中活生生的人。潘光旦的中和位育思想表达了这一层意思，主张在自然、历史和社会中找到适合人的位置。费先生认为，这个时代面对的是怎样確立文化关系的礼的秩序，这个秩序需要建立在人这个基础之上，社会科学需要务实求新，以回应这个问题。⑦

 

费孝通对人的思考深受他的老师们的影响。史禄国的人观较为复杂，不仅包括自然和社会环境，还包括文化，更包括人的生理心理特征，这一人观启发了费孝通对社会学中人的研究的思考。他的老师派克的人文区位学把人的世界分为四个层次：基层是与动植物等同的，称之为区位层或生物层，往上升一层是经济层，再升一层是政治层，最高是道德层。费孝通：《补课札记——重温派克社会学》（2000），《费孝通全集》第17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6～107页。而人文区位学的任务就是研究生物秩序和社会秩序两者如何取得平衡的过程。费先生指出，用潘先生的位育论来说，就是“致中和，使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费先生考察了人在天地万物之间的地位和发展的思想，涉及人的本性和社会的本性的问题，他认为，这也是派克的理论要旨，而且派克的思想和潘光旦的思想是相近的，他说，潘光旦用了我们两千年老前辈孔孟的经典上的话表达了派克老师用拉丁语根拼出的人文区位学，这就是位育论。费孝通：《补课札记——重温派克社会学》（2000），《费孝通全集》第17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6～107页。

 

费先生本人认为人包括三个层次：生物人、社会人和文化人。其中，生物人是生理人，有生死的限制;社会人，意味着人与人之间有交往;文化人意味着人有精神的交流。他认为最后一个是人的最高境界，而文化自觉概念就是建立在文化人的这个假设基础之上的。“文化自觉”概念同时是在反思“人是什么”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其中的关键词是“自知之明”，这是从人的生物学意义上的觉知开始的，是他对中国天人观考察的一个基础。他认为，东方文化最关键的一点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反对无止境地用功利主义态度片面改造自然来适应人的需要（反面是西方的天人对立观），而主张尽可能地适应自然，以此来解决人类的前途问题，保存有差别的多元文化，让彼此在各自的发展中走向和平共处的世界。⑥费孝通：《文化论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再认识》（2002），《费孝通全集》第17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11～312、305页。尽管在东西方的近现代遭遇中，一个总体趋势是在迫使中国文化面对一个被物和工具支配着的世界，例如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的形象在中国知识界得到广泛的接受以至推崇，随着科学的推广，现代文化逐步在中国大地扎下了根。费孝通：《对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思考》（2003），《费孝通全集》第17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8页。但是，隐藏在现代化背后的西方中心主义就是要以欧美的价值观来取代其他文化的不同观点，这显然不合乎费先生设定的“美美与共”的路径。⑤费孝通：《人文价值再思考》（1997），《费孝通全集》第16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5，55、58页。

 

费先生的研究是本土文化，但并没有把自己的视野限制在本土文化的界限之内，而是为了在了解自己的前提下，寻求不同文化类型和平共处的经验。他通过漫长的学术反思，将自己一生的研究编织成了一条脉络，他的前后阶段的研究，尽管主题不同，形式上也多以短文形式呈现，但学术思想已然变成了一个整体。这便是一个学人的奋斗史，贯穿始终的是他如一的心志。他认为自己的人类学研究，就是强调田野工作和理论会对社会产生应用的作用，同时强调“使之回到本土社会去推进文化发展”。⑤后者是他对自身学术反思的结果，这便是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进一步认识。

 

三、作为主体人的“安所遂生”

 

我们在费先生的学术反思中，不仅看到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还看到了一种迈向以“人的主体性”为核心的社会学，也可以说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学，其目的是让人们能够安所遂生，这也是潘光旦先生的学术主张。

 

安所遂生的关键在于处理好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费先生认为，西方文化中的个人主义加上人通过自己创造出的文化，取得了日益进步的现代生活成就，于是在西方的文化里出现了个人（主义）的傲慢，不仅将人与自然对立，也把文化和自然对立起来。他认为，西方文化中，有这样一个偏向：强调文化的“人为”和“为人”特质，人成了主体，“自然”成了受这个主体支配的客体，夸大了人的作用，最后出现了人定胜天的逻辑。⑥因此，在西方这一脉络的主张中，没有很好地处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对于这个问题的处理，取决于一个文化的主流如何看待人的观念问题。对于人的存在条件，费先生认为可以有三个设定来说明，这便是人的社会的三层秩序：第一层是经济的秩序;第二层是政治上的共同契约，有共同遵守的法律;第三层是大众认同的意识。而第三个秩序就是道义的秩序，意味着一种人和社会之间的恰切关系处理方式，目的是要形成一个安所遂生的局面。费先生认为，最后一点对于21世纪来说，至关重要;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围绕这个轴心问题进行研究。费孝通：《略谈中国社会学》（1994），《费孝通全集》第14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43～244页。事实上这是一个人化的道德问题，即伦理问题。

 

对于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费先生认为，用“人为、为人”四个字来说明文化的本质还是不够，对于“人”还需要多说几句。在人的精神世界方面，在于人能够接受外界的刺激，除获得意识上的印象外，还可以通过印象的持续保留而成为记忆，此外，还能把前后获得的印象串联成认识外界事物的概念，并产生文字和符号，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心灵得以相通，并可以进一步完成分工合作，达到共同的理想。④费孝通：《文化论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再认识》（2002），《费孝通全集》第17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07～308、306页。这就涉及如上所述的人的道德和伦理问题。他对中国文化特点的总结，多带有这样的道德性特征。这便是从人、人心的角度提及人的形象，例如对推己及人概念的诠释，强调“能想到人家、不光想到自己”的文化心态，以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多元一体的观念也是类似的含义：能够从别人的东西中发现美的地方，形成一种发自内心的认识和欣赏，这便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含义。③费孝通：《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2002），《费孝通全集》第17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8～349、352页。他强调儒家文化，便是从人和人心角度开始的，所谓“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儒家文化认识的世界关系也不同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而是“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相比亨廷顿来说，费先生提出了一个更好的世界各民族相处的方式，因此他认为，我们有使命把我们文化中好的东西讲清楚，使其变成世界性的东西，影响世界的格局。譬如“和而不同”概念可以根据新形势再加以创造利用。

 

安所遂生的另一面是对人的精神世界的研究。费先生通过对他的老师派克作品的再思考，发现派克对当时欧美社会学忽视人们的精神世界部分深为忧虑。在科学范式下，只以看得见、听得到的现象为研究对象，而对人们生活中很重要的内心活动是看不到、听不到的，但社会学至今还被困在“科学的社会学”范畴，而无视人的内心活动。颇值得人深思的是费先生的几位老师都是专注于这方面思考的，尤其是史禄国“苦心孤诣”地研究人类精神方面的文化，从人的生物学基础出发，进一步研究人和人相互传递的共识，并提出了psyecho-mental概念。费先生认为，人的研究工作中，至少在史禄国这个时代，一直不愿意把精神层面的文化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

 

总体上，在社会学研究方面关注人，就要求在面对世界中不同文明之间如何相处的问题时，去除以往那种像是在做“力学”关系的分析模式（其仅仅关注到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政治、军事、综合国力等方面的比较），而是要关注到“人”的事情，弄清楚国与国相处的问题还需要从“人”的层面入手。费孝通：《“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2004），《费孝通全集》第17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6页。

 

费先生在2003年提倡一种“人文性”的社会学，根本上来说就是一种围绕着人的文化社会学。这种以人为中心的特征，亦出现在他对社会学学科的重新定位上。他认为，社会学学科本身也是社会人文精神养成的一部分，它可以帮助社会成员更好地理解自我和社会之间的关系，这也是“位育”的过程。⑦费孝通：《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2003），《费孝通全集》第17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8、457～458页。他认为，人文性涉及一些基本问题的研究，如人、群体、社会、文化、历史等，这些可以作为社会学学科建设的认识基础。在讨论人文性时，他首先讨论到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问题，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一种人化的道德，譬如就人与自然的关系，与其说是一种观点，不妨说是一种态度，我们人作为主体，对所有客体的态度，是具有伦理意涵的，决定着人如何处理自己和周围世界的关系，就是从人这个中心，一圈圈推出去，也構成一个差序格局。费先生指出，人异于其他动物最关键的特殊性是人有一个“精神世界”。与之密切相关的文化，其传承的不仅是客观的知识和技能，更包括认识问题的方法、思维方式、人生态度等，其实后者就是人化的道德。费先生在讨论到人的问题时，还提出“我”和“心”的问题。他认为，人这个概念，不必从旁观者的视角介入，而是要从主体（subjective）的、第一人称的角度去理解“人”，也就是研究“我”这个概念。其中，对“讲不出来的我”，是需要“直觉”方法的，需要从主体的角度对人际关系互动过程中的“意会”部分进行研究。而对“人”的最深处理解，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由内及外的看问题方式，这也是一个差序格局，他认为更深一层的是“心”，它常常倾向和暗示一种“主体性”（subjectivity），⑦就是从一种设身处地的“主体”角度，将心比心，而非“客观”的旁观者角度。而且，这个“心”是伦理性的，意味着由内至外一层层外推的关系，是差序格局式的，将“我”与世界的关系“伦理化”，构建每个人心中的世界图景。费先生认为，对“心”的理解构成对主体理解的一个关键，中西文化中对它都有诠释，中国文化有“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就是宇宙”，西方文化有“记忆”“自我”等概念，其实有共通之意。中西文化有很大区别，并不意味着理解主体等问题完全摒弃西方视角，而是有必要借鉴之。

 

四、社会学的重新定位和这个学科的未来

 

尽管从“我”的关注入手，费先生解决的是一个大问题，这便是对新时代不同文明之间如何相处的问题，这个问题构成费先生晚年思考的一个核心。他认为，这个问题中涉及文化、文明、族群性等基本概念，涉及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②费孝通：《“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2004），《费孝通全集》第17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6～537、546页。而对文明进行研究时，就要谈及“人”“人性”这些更为基本的问题。因此，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要发挥多学科、跨学科的优势，不要总局限在常识性、常规性的和偏狭的框框里。费先生尤其指出，要以各种文化中人们的现实社会生活为基础，而不是以某种意识形态为基础来构建人类跨文明的共同理念。他强调要深入到“他人”的生活中去观察、研究，这也要求研究者能设身处地用当地人的眼光去看待周围事物，这是今天各种文明交流的一个关键。他反诘：如果连这种最基本的平等态度都没有，还谈什么交流和沟通？在处理跨文化关系这样更复杂的人文活动时，要最大限度地注意到“人文关怀”“主体感受”。这相当于质疑了社会学传统的主流实证方法，费先生认为，我们需要的是“一项涉及历史、文化、传统、习俗、文学、艺术等诸多领域里的、以‘人为中心的系统工程”。

 

费先生给社会学做了重新的定位：社会学一方面教给人们如何去理解社会变化的规律，学习认识社会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也在教导人应当如何在社会中生活，应当如何做人。而中国传统文化很强调这两点，儒家首先讲的就是修身齐家，然后才是治国平天下。他提出要使中国社会学发展起来有三条路径：第一，要继续学习和了解西方社会学的最新研究方法和成果;第二，脚踏实地地做中国实地调查研究，验证各种社会学理论对于中国社会的适用性，研究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第三，提出具有创新性的命题与理论，再经过跨国比较研究，使这些从中国社会提炼出的知识变成世界知识体系的组成部分。这一学科格局设定的背后是对21世纪格局的关心。他认为，21世纪决不会是一个平静的世纪，全球化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发展大势，它增进了不同国家和不同文化之间的接触与交流，同时在各种利益的相互碰撞中也隐藏着矛盾和冲突，甚至会出现局部的战争。费孝通：《〈社会学精品原版教材系列〉序言》（2002），《费孝通全集》第17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32～335頁。因此，费先生认为，认识自己和他人，做到文化自觉，也是为这个世纪的局势准备知识上的条件。

 

而所谓学问和知识，在费先生看来，就是个人的思考所形成的议论，反映这个时代的各种想法，反映的方法可以不同，但各种反映都是时代的反映;新时代，就会有新的想法，这就是学者的想法、观念和意识，也是学者心态，是学人的心理和意识形态。费孝通：《略谈中国社会学》（1994），《费孝通全集》第14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44页。费先生的学术反思就充分表达了他的心态，以及作为一位社会学家的心志和格局。费先生对社会学的期待已经远不是吴文藻时代的社会学中国化问题，今天我们已经进入到一个需要用中国思想影响世界的阶段，这体现在费先生的“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思想中。

 

费孝通晚年的学术反思历程告诉我们，人的研究构成文化自觉的基础。而文化自觉概念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如同苏国勋先生所总结的：“胸怀全局，全面地了解和掌握世界脉搏和各民族文化发展变化的信息，吸取世界各民族文化中的精华，在相互学习中共同努力克服全球化为世界带来的风险，为一个更为和谐的世界的早日到来而贡献力量。”苏国勋：《社会学与文化自觉——学习费孝通“文化自觉”概念的一些体会》，《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2期。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