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独生子女独生子女父母生命历程后独生子女时代

 

〔中图分类号〕C92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20）11-0022-15

 

1978年底，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的历史大幕就此打开。改变中国社会的新的时代也由此开启。或许是历史的巧合，亦或许是历史的必然，1979年，中国就产生了第一批佩戴着特定计划生育政策标记的特殊人口——“独生子女”。据统计，1979年全国首批独生子女人数就达到610万人。①到2015年“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独生子女政策结束时，全国已有0—44岁的独生子女人口2亿左右。②

 

 

 

40年过去了，改革开放已使得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在这一巨变的时代中同时生活着的两代人的生命历程值得特别关注：一是出生于改革开放之际又与改革开放一起成长的一代独生子女;二是在改革开放时代中生育、养育独生子女的一代父母。如果说，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这40年，是一代独生子女人口从他们的婴儿期、儿童期、青年期、直到走向中年期一步步成长和发展的40年的话;那么，这40年同时也是这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们从他们人生的青年期开始、经过中年期、直到走向老年期的40年。

 

40年来，国内不同学科的学者分别从各自专业的特定视角出发，围绕着一代独生子女及其父母所遭遇的、所面临的以及他们所带来的各种现象和问题，开展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客观地记录下了这两代人在其人生不同阶段的生命历程。回顾40年来学术界伴随两代人的生命历程所开展的主要研究，总结现有研究的结论和成果，对于在刚刚到来的“后独生子女时代”中，面对依旧存在，但在性质、内涵、特征等方面却有所不同的独生子女人口及其问题，开展相关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我国生育政策调整带来的新社会问题研究”（14ZDB150）

 

①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编：《中国计划生育年鉴（1986）》，人民卫生出版社，1987年，第375页。

 

② 风笑天：《“后独生子女时代”的独生子女问题》，《浙江学刊》2020年第5期。

 

一、40年中国独生子女研究的概况

 

1.独生子女研究的总体数量和大的阶段

 

当1979年第一批独生子女产生时，1980年学术界就开始了对这一代特殊人口及其相关现象的研究。笔者在中国知网（CNKI）中，对1980—2019这40年之间发表的、题目包含独生子女的中文论文进行检索，共得到论文数量为2055篇，年均51篇。梳理这40年的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大的阶段：1980—1993年为第一阶段，论文发表数量为210篇，年均15篇，是独生子女研究的起步阶段;1994—2005年为第二阶段，共发表论文686篇，年均57篇，几乎是第一阶段年均发表数量的4倍，形成了独生子女研究的第一个小高峰;2006—2019年为第三阶段，发表论文的数量达到了1159篇，年均高达83篇，形成了独生子女研究的第二个更大的高峰。

 

呈现以上阶段特征主要是因为：第一阶段独生子女人口的主体年龄处于幼年时期，相关的现象和研究的问题相对较少，研究焦点基本上只集中在独生子女的心理特征和教育问题两个大的方面;到了第二阶段，除了原有的心理特征和教育问题依然存在以外，又增加了进入青少年时期、特别是青年期的独生子女的一系列新的现象和新的问题;而到了第三阶段，不仅前两个阶段中所有问题同样存在，又增加了与进入成家立业以后的独生子女，以及与进入老年阶段的独生子女父母相关的、更为广泛的现象和问题。也可以说，正是随着两代人生命历程的不断延伸，涉及的现象和值得研究的问題越来越多，学术界的独生子女研究才形成后面两个大的高峰。

 

2.独生子女研究的学科分布

 

统计中国知网的相关数据表明，40年中，大量的研究主要来自社会学、教育学、医学、心理学以及体育学5个学科。这5个学科总共发文1876篇，占全部论文数量的91.3%;特别是社会学和教育学这两个学科，总共发文1283篇，占全部论文总数的62.4%，成为独生子女研究中的绝对主力。各学科论文的具体分布见表1：

 

 

 

表140年来独生子女问题研究论文的学科分布情况统计表中统计数字直接来源于中国知网CNKI中的全部独生子女论文的“学科分类”汇总表，由于CNKI中只有1993年以后年份的学科分布统计，1980—1993年的学科分布为笔者手工统计的结果;学科分类中，社会学包括人口学，医学包括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护理、基础医学、临床医学以及特种医学，其余所有学科则主要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新闻传播学、哲学、宗教学、文学、艺术学、图书情报学等。

 

40年来独生子女问题研究论文的学科分布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学术界对独生子女及其父母开展研究的重点和关注的重心所在。相对来说，心理学、医学、体育学等学科主要关注的是独生子女的性格特征、人格特点、心理和体质的健康状况，以及他们在这些方面与非独生子女之间的差别及其优劣等问题;教育学关注的主要是各个年龄段独生子女的教育方式、教育方法问题;而社会学则相对广泛地涉及与独生子女相关的人口问题、生育问题、婚姻问题、家庭问题、养老问题、社会评价问题等等。

 

 

 

为进一步揭示40年中独生子女研究在不同阶段研究主题和学科分布的不同特点。将三个不同时期与论文的学科分布进行交互统计，得到表2：

 

表2三个时期论文发表数量与学科分布的交互统计CNKI中只有后面两个阶段的学科分布统计，第一个阶段为笔者手工统计结果。

 

学科1980—19931994—20052006—2019论文数（篇）比例（%）论文数（篇）比例（%）论文数（篇）比例（%）

 

表2的结果表明，在不同时期中，不同学科所占的比重明显不同。概括地说，在第一个大的阶段，教育学、医学、心理学是独生子女研究的主要来源学科，其比例超过70%。这与笔者关于这一时期研究的主题大多围绕与独生子女性格特征、行为特点、心理和身体健康，以及独生子女的教育问题的观点相符合。第二个大的阶段中，社会学学科的论文数量明显增加，几乎是第一阶段的两倍，而心理学学科的论文数量则明显下降。第三阶段中，社会学学科的论文数量更是进一步增加，其比例几乎又在第二阶段的基础上翻了一番，接近全部论文数量的一半;其他学科除了教育学外，比例都在10%以下。进一步印证了笔者关于随着一代独生子女及其父母生命历程的发展、涉及的社会问题越来越多、这一领域的探讨也越来越集中于社会学学科的结论。

 

3.独生子女研究的质量状况

 

虽然总的论文数量及其分布可以较好地反映独生子女研究的总体状况和趋势，但是应该看到，中国知网所收录的期刊中，以北京大学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南京大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以及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来源期刊等为代表的重要期刊所发表论文的学术性则相对较强，学术水准也相对较高。在这些重要期刊上发表文章的学术质量也相对可以得到保证。所以，如果用全部期刊中独生子女论文的统计结果来反映学术界及其各学科的独生子女研究的数量特征的话，那么，就可以用重要期刊中独生子女论文的统计结果来反映学术界及其各学科独生子女研究的质量特征。为此，笔者又按同样的标准对中国知网中的“核心期刊、CSSCI、CSCD”三类重要期刊收录的论文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见表3：

 

表3结果的总计数据表明，重要期刊上发表的独生子女论文的数量显著地减少了。40年来共有560篇，仅占40年全部期刊论文总数的27.3%。年均也仅有14篇，大大低于全部期刊中年均51篇的结果。说明有关独生子女的研究中，大部分论文的质量可能不高，真正高质量的论文只有1/4左右。当然，对于表3的结果需要进行一定的说明。由于中国知网中，区分这三类重要期刊的统计分别开始于1992年、1998年和2009年，因此上述表3的统计结果仅能反映1992年以后的情况，1980—1991年这三类期刊的情况就无法反映出来。但根据中国知网统计，1980—1991年独生子女论文总数仅为163篇，相对于2055篇来说，占比是很小的（仅为8%）。因此，尽管1992年以来重要期刊的统计结果对于反映1980年以来重要期刊的全部状况或许会有一定的偏差，但其影响不会太大。所以，目前统计的这三类期刊各学科论文的分布情况，依然能够较好地反映学术界关于独生子女研究的主要分布特点。

 

 

 

将表3与表1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各学科论文数量所占比例都发生了明显变化。变化的突出特点是，社会学学科在重要期刊中发文的比例显著上升，从在全部期刊中发文比例为34.1%显著提高到54.1%，并且是唯一一个在重要期刊中比例上升的学科。其他所有的学科在重要期刊中的发文比例则都低于其在全部期刊中的发文比例。这一结果反映出，除社会学以外的其他学科所发表的研究独生子女论文中，有较大比例的论文学术质量不高，或者说学术性不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在独生子女研究领域中，社会学（包括人口学、老年学）学科整体的研究质量和论文的学術性明显超过其他学科。

 

二、独生子女：改革开放的孩子们

 

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诞生，与改革开放的进程相伴随，是我国第一代独生子女人口的突出特征。这一特征也决定了在他们的生命历程中，将一直带有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各种印记。无论是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到政治、从科技到教育的改革浪潮，还是对外开放的窗口所带来的世界上多元的文化，都成为影响一代独生子女成长和发展的宏大背景。而这一代史无前例的特殊人口的健康成长也自然而然地成了整个社会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独生子女成了最受关注的一代新人。40年来，学术界对独生子女的研究伴随着其生命历程的发展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大的方面：

 

1.独生子女的个性特征

 

政策性独生子女的大批出现，是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第一次。当这种主要由生育政策所导致的一代新人刚刚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整个社会和学术界首先关心的是他们的个性品质、性格特征以及智力、身体发展的状况。独生子女是不是“问题儿童”？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个性特征上是否有明显不同？二者之间究竟谁优谁劣？这类问题成为早期独生子女研究中探讨最为集中的焦点。

 

从1980年上海幼儿教育室所做的最早的独生子女调查开始，一批心理学者、教育学者率先进入中国独生子女研究的新领域。他们纷纷围绕着（幼儿时期的）独生子女的性格特点、个性特征、心理品质开展研究，并将独生子女与同龄多子女的状况进行比较，得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结果。随着独生子女的逐渐成长，这方面的研究也逐渐从心理学、教育学学科拓展到了医学和体育学学科，研究内容除了个性特征、人格特点以外，又进一步拓展到了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等方面。研究对象也从学龄前独生子女延续到小学、中学和大学的独生子女。这方面的研究论文也一直从早期持续到目前，形成了独生子女研究中一个大的热点。

 

 

 

早期绝大多数的研究结果认为，独生子女在智力、身体、性格特征、行为习惯等方面都与同龄多子女之间存在明显差别。当时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结论是，独生子女在智力发展和身体状况两方面优于多子女，而在心理特征、性格特点、行为习惯等方面则明显不如多子女。研究者得出的独生子女的形象往往都是“问题儿童”，他们具有“娇气、胆小、自私、自我中心、懒惰”等一系列负面的个性特点。高志方：《独生子女的早期教育问题》，《教育研究》1981年第6期;肖福兰、张其博：《关于小学独生子女教育情况的调查（上）》，《人口与经济》1982年第1期;万传文、范存仁等：《五岁至七岁独生和非独生子女某些个性特征的比较及性别差异的研究》，《心理学报》1984年第4期;陈科文：《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行为特点和家庭教育的比较研究》，《社会调查与研究》1985年第6期;张其博、肖福兰等：《独生子女成长状况初探》，《人口与经济》1987年第1期。而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的一些研究结果则表明，学龄期、青少年期以及青年期独生子女与同龄多子女在个性特征、学习成绩、认知发展、健康状况等众多方面都不存在显著的差别。二者之间的相同之处也远多于不同之处。刘云德、王胜今等：《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比较研究调查报告》，《人口学刊》1988年第3期;鲍思顿、范彤妮等：《中国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学习成绩和个性特征分析》，《西北人口》1989年第4期;焦淑兰、纪桂萍等：《独生与非独生儿童认知发展的比较研究（广州市）》，《心理学报》1992年第1期;浙江医科大学人口所独生子女课题组：《关于独生子女健康、学习和生活状况的调查》，《人口学刊》1992年第6期;黄鹂：《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个性特征无显著差异》，《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

 

2.独生子女的教育

 

独生子女教育问题是自独生子女出现以来学术界持续时间最长、在早期所占比重最大的研究主题。这方面的研究范围“从独生子女的早期教育、学前教育、小学教育、家庭教育，直到一些更专门的方面，比如独生子女的品德教育、智力开发、不良行为防止、义务感和责任感的培养等”;从早期的“独生子女是不是小皇帝”的提问，到“教育好独生子女的关键在于教育他们的父母”的呼吁，一直到后期有关高等教育中的独生子女问题等，研究内容“几乎涉及到教育学所涵盖的所有方面”。风笑天：《我国独生子女研究的现状分析》，《江海学刊》1990年第1期。

 

独生子女的教育问题主要涉及两个大的方面：一是独生子女家长在日常生活中溺爱孩子的问题;二是独生子女家长在孩子的智力发展上期望过高、拔苗助长的问题。从教育学到心理学，从医学到体育学，以及社会学学科的学者，从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到高等教育，從家庭教育到学校教育，从教育思想、教育原则到具体的教育方式、教育方法，都开展了研究，发表了一批研究论文。相关统计表明，在前期的20多年中，教育方面的研究论文数量最多，比例最大。比如，笔者1989年的统计表明，在当时全部72篇研究独生子女的论文中，当时没有把医学方面的论文统计在内。有关独生子女教育问题的论文就有37篇，比例达到51%;⑤风笑天：《独生子女：他们的家庭、教育和未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8、23页。笔者2002年的统计也表明，在1980—2001年发表的305篇研究独生子女的论文中，独生子女教育方面的论文就有126篇，比例也达到了41%。风笑天：《中国独生子女研究：回顾与前瞻》，《江海学刊》2002年第5期。

 

 

 

众多有关独生子女教育问题的研究往往基于这样一种理论前提，“即独生子女之所以在心理、智力、身体、性格、行为习惯等多方面表现出与非独生子女不同的特点，并不是因为他们天生就如此，而是由于环境和后天教育影响的结果。”⑤所以，学者们十分关注独生子女的生活环境、教养环境，特别是家庭环境。有研究表明，在家庭结构、经济条件、父母态度、父母经验、亲子接触等方面，独生子女与多子女之间有着明显的不同;杨宣模：《当前独生子女性格特点的初步研究》，《教育丛刊》1981年第2期。也有研究得出结论，独生子女家长在教育子女的过程中，普遍存在“四过”和“四怕”的现象。即“对独生子女过分宠爱、过度保护、过多照顾、过高期望和一怕孩子学坏、二怕孩子不成才、三怕孩子不孝顺、四怕孩子出意外”;薛素珍、王友竹等：《独生子女的家庭教育》，《社会学参考资料》1984年第11期。还有一些研究则集中探讨了独生子女所具有的与非独生子女不同的家庭环境和生活条件，研究结论认为，独生子女的家庭环境对于独生子女的教育来说，既有有利条件也有不利条件。唐爱菊：《独生子女的成长条件和家庭教育》，《教育研究》1982年第6期;魏家恩：《略谈独生子女的教育》，《河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6期;吴重光：《从社会心理学社会化的理论看独生子女的心理与教育》，《广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1期。

 

进入新世纪后，学术界对独生子女教育问题的关注明显下降。表4统计结果表明，在重要期刊所发表的论文中，来自教育学学科的论文比例呈明显减少的趋势。少量的研究只是零星地探讨了青年独生子女的教育获得、农村独生子女的学校教育优势等问题。王晓焘：《城市青年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教育获得》，《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肖富群：《农村独生子女的学校教育优势——基于江苏、四川两省的调查数据》，《人口与发展》2011年第2期。近期一项关于高等教育对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差异的影响的论文，较好地验证了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接受高等教育上存在的差别，并进一步得出“高等教育对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在就业收入和婚姻时间上具有决定性影响”的结论。田丰、刘雨龙：《高等教育对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差异的影响分析》，《人口与经济》2014年第5期。

 

3.独生子女的社会化

 

学术界对独生子女社会化问题的关注和研究，来自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是心理学对于独生子女性格特征、教育学对于独生子女认知发展的关注;二是早期心理学、教育学对于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之间差异性问题的探讨。作为对这两方面关注的一种回应，社会学集中探讨了独生子女青少年的社会化环境、过程、结果及其影响因素等问题。虽然一代独生子女的成长和发展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中心，但心理学、教育学、医学、体育学的研究相对更注重独生子女早期发展的微观表现和具体结果，而社会学则相对更注重从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从人的社会化的理论视角来审视其成长发展。

 

表4CNKI中后两个时期论文发表数量与学科分布的交互统计因中国知网中只有1992年以后的重要期刊统计，故此处仅列出后两个阶段的论文来源学科统计结果。

 

 

 

人的社会化理论强调社会环境在人们成长和发展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强调家庭、学校、同辈群体、大众媒介等社会化机构对个人成长的重要影响。特别是在童年时期，正是各种社会化机构的作用和影响不断地把人们形塑成合格的社会成员。然而，当改革开放的浪潮不断地改变着各种社会化机构的形式和内涵时，一代独生子女人口及其家庭的出现，又为个体的社会化历程创造了一种新的、相对极端的社会情景。当家庭中子女的角色仅由一个人来承担时，无论是对于各种社会化机构，还是对于这一类特定的个体，都将是一种全新的互动过程，个体社会化的发展结果也不可避免地具有了这种全新的互动过程的烙印。比如，有研究者通过对独生子女家庭背景中女孩性别角色社会化的深度访谈和分析，发现孩子的惟一性使父母的性别观念也随之发生变革。“在性别偏好、对女儿人格的培养和女儿的受教育方面， 独生女父母都表现出偏离传统性别模式的特点”，而“其所表现出的进步趋势对性别平等的真正实现仍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张艳霞：《独生子女家庭背景中女孩的性别角色社会化——对独生女父母育儿观的调查与分析》，《中州学刊》2006年第3期。

 

一些社会学者集中探讨了独生子女的社会化过程、结果及其影响因素，也探讨了独生子女的社会化发展与非独生子女之间的差别问题。研究结果表明，一方面，在社会化发展的早期，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儿童之间的确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另一方面，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特别是当儿童开始进入学校，各种社会化机构在他们后期社会化过程中有越来越多的一致性、共同性，逐渐地洗磨掉两类儿童早期形成的差别。正是社会化所具有的这种“消磨—趋同”功能，使得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之间在社会化发展的众多方面的差别不断缩小直至消失。最终两类青少年的社会化结果趋于一致。风笑天、张小天：《论独生子女社会化的特定环境》，《社会科学辑刊》1992年第5期;风笑天：《独生子女青少年的社会化过程及其结果》，《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风笑天：《中国独生子女：规模、差异与评价》，《理论月刊》2006年第4期。与此同时，有研究者对农村中小学生的研究结果也表明，农村中小学独生子女在生活技能、人際交往、价值观念和自我意识四个方面的社会化状况都和同龄非独生子女之间没有显著差别。肖富群：《农村中小学独生子女社会化状况的实证研究》，《南方人口》2008年第3期。还有一些研究结果表明，两类青少年在基本社会化阶段结束、开始进入成年期后的表现，也都是相同或相似之处远多于相异之处。无论是在择偶观念与行为方面，还是在父母角色的进入、准备和扮演方面，或是在特定的经济行为方面都是如此。郝玉章：《已婚独生子女父母角色的实证研究》，《内蒙古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郝玉章：《青年独生子女择偶观念与行为的实证研究》，《中国青年研究》2008年第8期;何浩然、徐慧：《独生子女的经济行为有别于非独生子女吗？——来自实验室和田野实验的证据》，《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4.大学中的独生子女

 

1998年，中国社会最早的一批独生子女高中毕业;1999年，国家第一次大幅增加了高考招生名额，形成了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高等教育的首次“扩招”。现在来看，这种高等教育的“扩招”即使不是专门针对独生子女人口，至少也在客观上迎合了第一批独生子女开始进入大学校园的现实。“1999年开始的高校扩招与独生子女队列进入大学的入学年龄几乎同步”。吴要武：《独生子女政策与老年人迁移》，《社会学研究》2013年第4期。而学术界对大学独生子女的研究也在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产生，并在新世纪初逐渐形成独生子女研究中一个新的热点。

 

虽然大学独生子女的研究同样涉及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人口学、体育学等多个不同学科，但2/3以上的研究却都是来自心理学和教育学两个学科。与此相对应的是，尽管大学独生子女研究的主题范围比较广泛，涉及独生子女大学生的人格特征、体质健康、大学生活的适应性以及独生子女大学生的职业观、婚恋观、价值观、心理问题等七个主要方面，但研究者探讨最多、也最为集中的主题依然是独生子女大学生的心理与人格特征及其相关的教育问题。并且，与其他方面的独生子女研究相似的是，对独生子女大学生的研究基本上也都是在与非独生子女大学生比较的背景中进行的。

 

 

 

研究者关注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对于在特定家庭环境和教育方式下成长起来的第一代独生子女来说，当他们进入大学校园之后， 面对生活环境的变化以及大学生活中的各种压力和困难，他们是否会产生一些心理问题？更直接地说，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究竟如何？与非独生子女相比，他们在各方面的表现是否更差？众多研究得到的结果是，两类大学生“在心理健康方面存在差异似乎已经是学术界的共识， 但对于孰优孰劣， 不同的学者因采用的研究方法不同而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许传新、风笑天：《独生子女大学生研究述评》，《人口与发展》2008年第6期。有的结论认为独生子女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比非独生子女大学生好，段鑫星、池忠军等：《独生子女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调查分析》，《青年研究》1997年第2期。有的则相反。汪晓萍：《独生子女大学生群体心理健康现状分析》，《南京体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实际上，在两类大学生的人格特征、体质健康、职业观、婚恋观、价值观等方面，各项研究得出的也是与上述情况相似的结果。即一方面，大部分研究都认为两类大学生之间存在着差别，但另一方面，这些研究所得出的差别又各不相同。比如，在大学生活适应方面，既有得出独生子女大学生强于非独生子女大学生的结论的，叶松庆：《第一代独生子女大学生的生活现状与特点》，《青年研究》1998年第6期。也有得出二者之间各有长短的结论的，李志、吴绍琪等：《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大学生学校生活适应状况的比较研究》，《青年研究》1998年第4期。还有得出二者之间不存在差别的结论的。许传新：《人际交往圈：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大学生的比较》，《青年探索》2006年第6期。这种研究结果互不相同情形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不同研究关注的往往只是多维的适应状态的某一方面， 比如人际交往、独立生活能力、学习适应等。另一方面，则是与大学独生子女研究领域中许多研究在研究方法上的一种缺陷紧密相关。关于这一缺陷笔者将在本文最后部分进行讨论。

 

5.独生子女的职业、婚姻与生育

 

学术界关于独生子女就业问题的研究相对较少。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因为，一般意义上的“大学生就业问题”，早已从对象、范围、规模、内容、意义及其影响上，都大大超过了特定的“独生子女大学生就业问题”，从而吸引了几乎所有这方面研究者的目光和注意力。而有关独生子女的职业问题或工作问题，也被淹没在对普通青年的职业问题或工作问题的研究中。文献中仅有少量的研究探讨了城市青年独生子女的职业适应、农村青年独生子女就业特征、工作获取模式和工资水平及其与其他人群的比较等。研究结果发现，城市青年独生子女与同龄非独生子女之间在职业适应上不存在显著差别;风笑天、王小璐：《城市青年的职业适应：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比较研究》，《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而对农村独生子女的研究结果则不太一致。一项研究发现，独生子女除了在就业比例和经济收入两项指标上与非独生子女无明显差异外，他们的职业技能状况更好，就业半径更宽，非农职业转移更彻底;肖富群：《农村青年独生子女的就业特征——基于江苏、四川两省的调查数据》，《中国青年研究》2011年第12期。但另一研究结果则显示，在按城乡、独非划分出的四类群体中，“农村独生子女的出身家庭集中了农村家庭的人力资本劣势和独生子女家庭的社会资本劣势，其职场竞争力是四个群体中最差的一类。”杜本峰、李碧清：《农村独生子女工作获取和工作收入困境分析——基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禀赋》，《中国管理科学》2016年第11期。

 

学术界对独生子女婚姻问题十分重视。在20世纪90年代就有相关研究。当时独生子女尚未成年，还没有进入婚姻市场，就有人口学者对他们的婚配前景进行了研究，并估算出北京、上海“到2030年两地在新组成的家庭中由独生子女结合组成的家庭将占60%左右”。刘鸿雁、柳玉芝：《独生子女及其未来婚姻结构》，《中国人口科学》1996年第3期。进入新世纪后，又有一些人口学者对独生子女的婚配选择问题进行了专门探讨，均得出了“独生子女更可能与独生子女结婚，且非独生子女也更可能与非独生子女结婚”的结论。郭志刚、许琪：《独生属性与婚姻匹配研究——对“随机婚配”假定的检验》，《中国人口科学》2014年第6期;宋健：《婚配期望与选择中的独生子女属性》，《青年研究》2015年第1期。还有学者根据实际调查的结果，得出在城市中“双独婚姻”“单独婚姻”“双非婚姻”的大致比例分别为10%、30%和60%的结论。风笑天：《走进“围城”的独生子女：概念、规模与质疑》，《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与此同时，一些社会学者也对独生子女婚姻中的夫妻权利问题、独生子女婚姻稳定性问题、独生子女婚后居住方式问题等进行了探讨。有的通过对城市已婚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进行调查，发现在婚后居住方式上，“小家单独居住目前还是第一代独生子女婚后居住方式的主流。”大约2/3的独生子女婚后选择单独居住，特别是“双独家庭与老年父母同住的比例最小”。风笑天：《第一代独生子女婚后居住方式：一项12城市的调查分析》，《人口研究》2006年第5期。还有对城乡独生子女家庭的调查则发现，“与非独生子女家庭相比，独生子女家庭更可能与夫妻一方或双方父母同住;城市独生子女比农村独生子女更可能婚后与父母同住;独生子女的性别属性对居住模式有显著影响，独生子与自己父母同住的比例明显大于独生女同她们的父母同住的比例。”王磊：《第一代独生子女婚后居住模式——基于江苏省的经验研究》，《南方人口》2012年第4期。有的研究通过对城市已婚独生子女进行调查，得到“青年的独生子女身份与其夫妻权力之间不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的结论。风笑天：《已婚独生子女身份与夫妻权力——全国五大城市1216名已婚青年的调查分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另一项研究结果则表明，第一代独生子女与同龄非独生子女之间在婚姻稳定性方面也不存在明显的差别。风笑天：《也论我国独生子女群体的婚姻稳定性——兼与吴瑞君等先生商榷》，《探索与争鸣》2010年第6期。

 

进入新世纪以来，与独生子女婚姻相关的生育问题也成为独生子女研究中的一个新热点。但是，有学者通过对12项相关研究结果的解析，发现“现有的调查结果所描述的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生育意愿是一幅杂乱的图像。主要原因是不同调查的对象不同，样本结构不同。因此，现有调查结果都只是在有限的程度上描述了这一总体中的部分对象的生育意愿状况。要全面了解第一代独生子女整体的生育意愿，还需要更严格、更广泛的调查研究。”风笑天：《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生育意愿：我们目前知道多少？》，《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9年第6期。而当近几年我国生育政策接连调整，并最终放开二孩生育后，学术界又从我国人口发展和政策调整的角度继续关注作为新一代育龄人口的独生子女的二孩生育意愿问题。一些研究结果表明，“双独”和“单独”一孩夫妇希望生育二孩的比例均在40%-50%之间;风笑天、李芬：《再生一个？城市一孩育龄人群的年龄结构与生育意愿》，《思想战线》2016年第1期;姜玉、庄亚儿：《生育政策调整对生育意愿影响研究——基于2015年追踪调查数据的发现》，《西北人口》2017年第3期。也有研究发现“独生子女（第一胎）性别可以影响父母的二胎生育意愿，独生男孩对父母的二胎生育意愿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而这种影响对城市居民和父亲更显著。”马良、方行明等：《独生子女性别会影响父母的二胎生育意愿吗？——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的研究》，《人口学刊》2016年第6期。

 

6.独生子女的社会适应与社会评价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一代独生子女普遍进入成年期并踏入社会，社会舆论和学术界也开始关注他们的社会适应问题 ，开始评价他们作为社会成员的种种表现。人们试图弄清楚，这些在我国实行控制人口的生育政策时出生、曾被普遍担心有着这样那样问题的独生子女们，当他们长大成人、作为劳动者进入社会后，是否能够顺利地适应社会生活。而许多敏感的媒体也在迅速捕捉、并不断报道第一批成年独生子女不适应社会的种种表现。比如，他们在工作中经常会因为处理不好人际关系而频繁“跳槽”;在婚姻恋爱方面往往会因为冲动而出现“闪婚闪离”;在生活自理方面则因为自身能力差因而婚后不做饭，总是到父母家“蹭饭”，生了孩子也甩给父母，“生而不养”等等;总之，媒介给社会大众描绘的是一幅“长大的小皇帝”的形象。少数研究的结果也与这种观察相符合。苏颂兴：《上海独生子女的社会适应问题》，《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7年第2期。然而，更为系统的研究结果则表明，在职业适应、人际关系适应、独立生活适应、恋爱婚姻适应以及心理适应等方面，成年独生子女都与同龄非独生子女相差无几，第一代独生子女并不都是“长大的小皇帝”。认为独生子女不适应社会的看法并没有获得证实，总的研究结论不支持独生子女社会适应状况不好的负面偏见。风笑天：《中国第一代城市独生子女的社会适应》，《教育研究》2005年第10期;马希权、尹飞雁等：《已婚独生子女的婚姻调适》，《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2年第2期。

 

与独生子女社会适应相关的还有对独生子女的社会认识和评价问题。由于一代独生子女人口的产生和发展是史无前例的。因而，从独生子女刚刚产生的时候开始，直到目前，社会和学术界都有一个如何正确认识和评价独生子女的问题。从早期关于独生子女是不是“問题儿童”、独生子女是不是“小皇帝”的争论，到不同时期中关于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之间是否存在差别的比较;从新世纪初关于成年独生子女是不是不适应社会的讨论，到后期关于大众媒介对独生子女“妖魔化”的分析：所有这些争论和探讨背后所折射出的都是中国社会、媒体和学界对一代独生子女的整体看法和认识问题。而系统的研究结果则表明，一方面，现实社会中的千百万独生子女们，并非都是“小皇帝”。中国目前没有出现，将来也不会出现“家家户户都有一个‘小皇帝”的严酷现实;另一方面，目前社会中所存在的“小皇帝” 们，也并不都是独生子女，其中也有一部分非独生子女。风笑天：《偏见与现实：独生子女教育问题的调查与分析》，《社会学研究》1993年第1期。研究结果还表明，大众媒介所建构的独生子女形象与独生子女在社会中的客观表现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研究者通过对媒介新闻的形成方式、叙事逻辑和所用材料进行分析，揭示出大众媒介对独生子女的形象建构存在着明显的“妖魔化”倾向。研究者指出，正是在大众媒介的推动下，社会形成了对独生子女的负面刻板印象。风笑天：《独生子女：媒介负面形象的建构与实证》，《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3期。还有学者通过对我国已出版的4千多册国际汉语教材进行文本分析，结果也表明，“在国际汉语教材中，中国独生子女绝大多数是以一种负面形象出现的。这一整体趋势与国内媒体对独生子女的评价基本一致。”彭增安：《国际汉语教材中的独生子女形象分析》，《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三、独生子女父母：生育上第一批“吃螃蟹”的人

 

出生在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末的这一代人，是中国近代史上十分特殊的“共和国一代”。他们伴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和发展成长，经历了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直到目前的既多灾多难、艰难曲折，又天翻地覆、成就辉煌的70年历史进程。在他们中间，那些身为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的人更是经历了极不平常的人生旅途：“在三年自然灾害中度过他们的小学，在十年动乱和上山下乡中，度过他们的中学和青春，在恢复高考和抓经济建设的背景中，开始他们的婚姻和学习;在控制人口、计划生育的关键时刻开始生孩子;当他们开始培养他们唯一的孩子时，社会改革、企业竞争的大背景又一次绷紧了他们生活的弦”;⑦风笑天：《独生子女：他们的家庭、教育和未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74页。当他们人到中年，许多人遭遇了下岗;而当他们刚刚退休，却又要开始为他们唯一的孩子带孙辈——这就是目前六七十岁的这一代独生子女父母所走过的人生之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历史的曲折发展使得他们失去的比非独生子女父母更多;而历史继续前进的重托，又使得他们付出的也比非独生子女父母更多。这就是当今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的命运。当今中国社会中一切与独生子女相关的现象，以及一切表现在这一代独生子女父母身上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都可以从他们坎坷的经历中、从他们成长的足迹中找到答案。”⑦学术界对一代独生子女父母的研究伴随着他们从青年末期到老年初期的生命历程，其中最主要的关注点集中在以下几个大的方面：

 

1.生育意愿与父母角色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时代的开启，实践并完成史无前例的“只生育一个孩子”的社会任务，历史地落在了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的身上。他们生命历程中共同经历的一个特殊的重大事件，就是作为我国社会在人口生育方面从传统向现代转变过程中的第一批实践者，成为从生养几个孩子到只生养一个孩子的变革中第一批“吃螃蟹”的人。他们的生育意愿问题，本应成为国家政府部门和学术界首先关注的问题。因为，作为第一批执行独生子女政策的人群，他们实际的生育意愿既与当时生育政策的顺利贯彻、有效实施密切相关，也与他们今后对孩子的养育、教育方式密切相关。然而，或许是由于当时的社会和学术界更加关注第一代独生子女的成长，而相对忽略了独生子女的父母;亦或许是由于当时生育政策的宣传、贯彻和落实是更为迫切的任务，因而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大都关注的是实施“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计划生育政策的意义以及对相关的措施和方式的探讨，而较少关注作为政策承担者和特定社会成员的独生子女父母在这一生育政策面前的心态、意愿和认识。因此，公开发表的有关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的生育意愿的系统研究结果相对较少。笔者查阅到的早期一项系统研究是安徽大学人口所对合肥市独生子女父母生育意愿的两次调查结果。该研究最早在1980年进行了第一次调查，样本量达到3428户。1986年又对第一次调查的对象进行了追踪调查，共追踪到2985户。该研究结果认为，大约2/3的独生子女父母都愿意只生育一个孩子，而只有20%左右的独生子女父母希望生育两个孩子。安徽大学人口研究所：《合肥市独生子女家庭追踪调查》，《中国人口科学》1988年第1期。如果这一结果符合现实，那么可以说，大部分独生子女父母的生育意愿与他们实际的生育现实之间不存在差异。

 

然而，后来有学者根据其在湖北省五个市镇对1293位小学生父母进行的调查，得出了与安徽大学人口研究所有较大差别的结果。该研究结果表明，“生育两个孩子而不是一个孩子，是绝大部分（75%以上）独生子女父母的生育意愿”。风笑天：《独生子女父母的生育意愿》，《人口研究》1991年第5期。那么，哪种结果更符合现实呢？该研究者通过对比两项研究的具体方法，最终得出后一种结果更接近社会现实的结论。即“有生两个孩子的愿望，但却采取了只生一个孩子的行动，这就是我国这一代独生子女父母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在我国社会发展的困难面前，他们能够从国家的利益出发，从全局的利益出发，牺牲个人的部分利益去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对自己的生育行为实行控制。应该说，千百万独生子女父母们，为控制我国人口的增长，为减轻我国社会所承受的人口压力，为加速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为今天和明天的人民的幸福，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付出了特殊的代价！这一点是千秋万代都不应忘记，不应抹杀的！”风笑天：《独生子女：他们的家庭、教育和未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84页。

 

独生子女政策实施影响的不仅是独生子女父母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同时也带来了父母角色的变化。由于独生子女家庭在规模、结构、关系等方面具有一些既不同于主干家庭、又不同于多子女核心家庭的“三口之家”的特征， 因而在家庭内的互动方面， 也有着自己的特点。正是这些特点使得独生子女父母在家庭中的角色发生了一些改变， 形成了一些与多子女家庭中父母角色不大相同的新内涵。这种父母角色的新内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增加了教师的角色内涵，二是增加了同龄伙伴的角色内涵。

 

调查结果表明，大部分学龄期独生子女的父母都像教师一样，每天检查孩子的功课， 经常辅导孩子学习。而当今城市中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把家长纳入学生的学习过程、令其充当“教学辅助人员”的普遍做法， 无疑也是促进独生子女父母角色向教师角色转化的强大推动力;与此同时，独生子女没有兄弟姐妹的客观处境， 加上放学后许多家长不让孩子外出玩耍的限制， 使得独生子女父母不得不承担起子女在家庭中的同龄伙伴这一角色， 并花费较多的时间和精力陪孩子玩耍， 同孩子一起游戏。独生子女父母角色的这种变化， 也必然会在儿童社会化的道路上留下痕迹。风笑天：《论独生子女父母的角色特点》，《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2期。

 

2.养老保障

 

虽然学術界对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的关注开始于他们的生育意愿和父母角色，但却无意中跳过了其生命历程的其他一些经历。直到第一代独生子女长大成人时，社会和学术界才突然意识到独生子女的父母变老了，才开始将最多的目光聚焦到他们的养老问题上。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在改革开放时代的迅速发展，老年人口的养老保障问题在社会学、人口学等领域中早已成为学者们研究和探讨的一大热点。而在这种探讨中，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问题同样吸引了不少研究者的目光。特别是独生子女父母终身只有一个孩子的现实，使得学术界对他们养老问题的特殊性、养老条件的极端性有了更多的认识。对于老年人口养老保障来说，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老年保障的内容，通常包括经济来源、生活照料以及精神慰藉;二是具体的养老方式，通常包括居家养老、社区养老以及机构养老等。在这一节中，我们主要讨论前一个方面，后一方面的内容将在下一节中探讨。

 

对于独生子女父母养老保障的内容，学术界相对一致的研究结论是，在经济来源方面不存在大的困难。早期有研究表明，独生子女父母“在经济来源上依赖自己的比例， 将比目前城市老年人的比例更高。这也即是说， 他们在这方面会比今天的老年人更有保障。”风笑天：《城市独生子女父母的老年保障问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5期。而近期的调查结果也发现，“超过90%的独生子女父母依靠养老金或退休金生活，依赖子女供养的比例较低。总体上，城市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在经济上处于‘自我养老状态”。④伍海霞：《城市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研究》，《人口研究》2018年第5期。而在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方面，与早期的预测性研究多把问题看得比较严重有所不同的是，实际调查结果表明，目前这两方面的状况还不太严重。“目前城市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的家庭养老支持水平较低，多数老年独生子女父母处于‘自立养老状态，尚未面临严重的精神生活与日常照料风险;”④特别是在生活照料方面，研究表明，“事实上，目前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不仅在养老方面还不依赖于子女的帮助，而且许多人还可能会反过来从各方面帮助其子女抚育他们的孩子”。风笑天：《“空巢”养老？城市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的居住方式及其启示》，《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然而，应该认识到，现有调查和研究之所以在独生子女老年父母的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上得出上述相对乐观的结果，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其研究的对象当时尚未进入老年阶段。就算是到目前，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也只是刚刚进入到60-70岁的“低龄老人”阶段。因此，现有的关于独生子女父母养老问题的全部结果，都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种类型的研究：一种是依据社会中多子女父母养老保障的现实情景，来对独生子女条件下的父母养老保障问题进行某种分析、预测和推断;另一种则是对尚未进入老年阶段，或者刚刚进入“低龄老人”阶段的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意愿及现状进行调查。显然，两种类型的研究结果所存在的共同局限，都是没有（主要是客观上无法）直接依据独生子女父母在高龄老年阶段的生活和养老保障的现实情境来进行分析。因此，将来他们在日常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两方面的困难是否真的不严重，目前尚不能保证。在即将到来的下一个十年中，这两方面的问题和困难或许才将真正呈现出来。

 

对于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保障，也有研究者从另一个角度进行分析认为，由于独生子女父母在养老方面失去了传统多子女家庭中父母养老模式的客观基础，因此他们的养老生活将面临比传统多子女家庭更为严重的现实困境。在这种情况下，除了要制定和建立相应的保障政策和支持措施外，另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要转变老年人依靠与期望子女赡养的传统观念。要在全社会提倡尊老、爱老、养老的同时，大力开展对独生子女父母的教育和宣传， 让他们“在思想上、精神上树立起不依赖子女的观念，在行动上养成、形成一种相

 

信自己、依靠自己来完成老年生活中的各项任务的习惯。”风笑天：《从“依赖养老”到“独立养老”——独生子女家庭养老观念的重要转变》，《河北学刊》2006年第3期。即从观念上变“依赖养老”为“独立养老”，变“依靠子女”为“依靠自己”。

 

此外，相对于城市独生子女父母来说，农村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问题面临的困难或许也会更多一些。虽然这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但还是有一些研究从养老依靠的对象、参保意愿、养老方式等方面，集中探讨了农村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意愿及其相关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方式选择受到性别、年齡、文化程度、家庭收入、居住情况、子女就业地方和是否有养老保障等因素的显著影响， 家人数量对养老方式的选择没有显著影响。”王学义、张冲：《农村独生子女父母养老意愿的实证分析——基于四川省绵阳市、德阳市的调研数据》，《农村经济》2013年第3期。也有的研究表明，“我国农村中年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观念正在发生变化，养老意愿‘去家庭化趋势明显，更多人依靠社会养老和个人养老”，而且独生子女的性别“对农村中年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意愿没有显著影响。”丁志宏：《我国农村中年独生子女父母养老意愿研究》，《人口研究》2014年第4期。

 

3.居住方式与代际关系

 

独生子女父母养老保障中的另一个主要方面涉及他们的居住方式或居住安排。这种居住方式既是独生子女父母养老方式的集中反映，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们与子女之间的代际互动、代际支持和亲子关系。虽然不同的研究所得到的独生子女父母的居住方式、特别是他们单独居住的比例等具体结果互不相同，但有学者通过客观的分析表明，这种不同结果，主要是由于不同研究的样本结构中未婚和已婚独生子女的比例不同所导致的。总的趋势是，已婚独生子女的父母单独居住的比例既高于同龄的非独生子女父母， 同时也高于未婚独生子女的父母。风笑天：《城市独生子女与父母的居住关系》，《学海》2009年第5期。这种父母单独居住的方式，也即是人口学、社会学中所说的“空巢”现象。

 

其实在21世纪初，当第一代独生子女刚刚成年，他们的父母尚未进入老年阶段时，就有学者提醒，独生子女父母将会提前进入“空巢”状态，社会上因此会出现一批与传统老年“空巢家庭”有所不同的“新空巢家庭”。谭琳：《新“空巢”家庭——一个值得关注的社会人口现象》，《人口研究》2002年第4期。同时，也有研究表明，独生子女父母的空巢期通常在50岁之前就已经开始，大部分独生子女父母都将会在“空巢”家庭中生活20-30年甚至更长时间。风笑天：《独生子女父母的空巢期：何时开始？会有多长？》，《社会科学》2009年第1 期。研究者之所以关注独生子女父母的“空巢”现象，主要是因为它与独生子女父母的老年生活、特别是老年保障密切相关。那么，在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中，“空巢”的比例究竟有多大？最近的研究结果表明，目前城市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空巢”的比例为60%左右。因此，一方面可以说，当前城市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的居住方式的确是以“空巢”为主;但另一方面，其中真正对老年生活带来困境的“异地空巢”的比例并不太大，只有10%左右。研究同时表明，城市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目前的年龄主体尚处于60-70岁之间，真正大面积面临养老中的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困境主要在十年以后。风笑天：《“空巢”养老？城市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的居住方式及其启示》，《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20年第4期。

 

新世纪初，笔者曾指出，改革开放前20年中的独生子女研究存在着“三多三少”的缺陷。即“同一内容、同一角度、同一层次的重复研究较多， 不同视角、多重视角的研究较少”;“理论性的研究中， 一般化的、个别的、空洞的、泛泛的、心得体会式的主观议论十分普遍。而有新意的、有深度的、有经验数据支持的理论分析较少”;“经验研究中， 单纯描述现象的研究较多， 而精心设计的、客观的、针对性较强的解释性研究较少。特别是着重于现象间关系的深入探讨的研究较少”。风笑天：《中国独生子女研究：回顾与前瞻》，《江海学刊》2002年第5期。实际上，这种“三多三少”的状况，也是形成本文第一部分中全部期刊论文数量（2055篇）与重要期刊论文数量（560篇）鲜明对比的主要原因。纵观40年来的研究，笔者认为，除了上述不足外，至少还存在以下不足：

 

一是研究相互之间缺少必要的借鉴、补充和积累。科学是一项累积的事业。前人的研究成果应该成为后来者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但一些研究者在研究时不太注意了解前人的研究结果，对相关文献阅读不够。因而一方面导致前后不同时期的研究存在一定的重复性。特别是在有关独生子女性格特征以及独生子女教育问题方面，这种现象更为明显，也更为突出;另一方面则会因为对所探讨的同一主题或同一概念缺乏必要的界定，导致采用同一种概念的不同研究实际上探讨的是不同的问题。比如，许多研究者都关注独生子女的人格特征及其与多子女的差别问题。但是不同研究所得的结果却互不相同，有的得出二者之间存在显著差别，有的则认为不存在差别;有的研究发现独生子女的表现更好，有些则发现其表现更差。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不同研究所界定的“人格特征”的內涵并不相同。研究者对人格特征进行测量时所使用的工具、量表、指标等也相去甚远。因而所得结果五花八门、互不相同、甚至完全相反也就不足为怪了。

 

二是在比较研究中缺乏对重要变量的控制。与非独生子女进行比较，是探讨独生子女问题的一种重要思路，也是40年来独生子女研究中十分普遍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式。然而，在这种比较研究中，一些研究缺乏必要的变量控制，因而所得出的结果有可能掩盖了真实的情景。特别是有的研究在比较分析中忽视了与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同时相关的“第三变量”的影响，导致研究得出的结果以及对结果的解释存在偏差。风笑天：《独生女的婚恋状况究竟如何？——对现有研究结果的几点思考》，《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1期。比如，对大学独生子女的研究，几乎都是在与非独生子女大学生比较的框架中进行的。而且几乎所有研究得到的结果都是：二者之间存在差别，某些方面独生子女大学生表现更好，另一些方面则是非独生子女大学生表现更好。然而，这些研究所存在的一个重要缺陷是，缺少了对某些有可能干扰结果的重要变量的控制。即忽视了可能是导致两类大学生形成各种差别的真正的原因。特别是“缺乏对客观上存在着巨大影响的城乡变量、家庭背景变量等等进行控制， 从而将实际上属于城乡变量或家庭背景变量所造成的差异和所形成

 

影响，误以为是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身份造成的差异和所形成的影响”。许传新、风笑天：《独生子女大学生研究述评》，《人口与发展》2008年第6期。即现有一些研究所得出的各种有关独生子女大学生与非独生子女大学生之间存在差别的结论，实际上可能是城乡两类大学生，或者是不同家庭背景的大学生之间的差别。

 

三是对农村独生子女相关现象和问题的研究十分薄弱。城乡二元结构及其城乡差距是中国社会的一种客观现实。这种现实为生长在两种社区及其文化环境中的独生子女带来了显著不同的后果。尽管全国绝大部分省市自治区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在农村地区实施“一孩半”的生育政策（即第一个孩子是女孩的可以间隔几年后生育二胎），导致农村独生子女数量的大幅下降，但是，各地农村中始终还是有一部分家庭只生育了一个孩子。国家统计局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显示，2005年，全国农村0-30岁独生子女的数量达到6523万。根据北京数通电子出版社出版的“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电子版）中“表8-7c：全国分年龄、性别的独生子女数（乡村）”的数据计算得到。即农村独生子女人口依然十分庞大。然而，40年来，在学术界研究独生子女问题的2055篇论文中，以农村独生子女及其相关问题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却只有57篇，仅占全部论文总数的2.8%。即使是在560篇学术性相对较高的重要刊物论文中，研究农村独生子女问题的论文也只有24篇，仅占4.3%。这种研究论文的超低比例与规模达到几千万的农村独生子女人口及其家庭来说，实在是有些不太相称。这一现状反映出学术界对农村独生子女及其相关问题的关注和研究还相当不足。

 

2.“后独生子女时代”中的独生子女研究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社会在人口生育上也开始进入到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没有独生子女生育政策的“后独生子女时代”。应该看到，在这一新的“后独生子女时代”中，一方面依然存在着从0岁至40多岁不同年龄、总规模不小于1.7亿、且今后还会逐渐增加的独生子女人口;风笑天：《“后独生子女时代”的独生子女问题》，《浙江学刊》2020年第5期。另一方面，这种大量存在的、具有三种不同性质的独生子女人口即一类是独生子女政策下产生的、具有非志愿性质的独生子女;一类是虽然在独生子女政策下产生，但在二孩政策下父母自愿选择形成的独生子女;还有一类则是完全在二孩政策实施后产生的独生子女。有关三类独生子女的分析，可详见风笑天：《“后独生子女时代”的独生子女问题》，《浙江学刊》2020年第5期。也会不断地孕育着新的、同样值得研究和探讨的独生子女问题。比如，对于那些在二孩生育政策的大背景下，由父母主动选择所形成的独生子女儿童来说，他们的教育和培养问题是否会不同于传统非自愿背景下产生的独生子女儿童的教育问题？在既有独生子女、又有非独生子女的生活环境中成长，与那种在普遍为独生子女的生活环境中成长，又会造成个体社会化过程的哪些方面的不同？那些自身为独生子女的一代年轻父母们又会如何选择所生育的子女数量？他们又会如何对待一个或两个孩子的教育和培养？对于目前刚刚进入老年，不仅能够生活自理甚至还要帮孩子照料孙辈的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来说，他们又如何面对即将到来的自身高龄阶段的养老困境？特别是总的比例虽不高，但却始终不可避免的“失独家庭”问题又将如何妥善解决？未来独生子女的生活中所存在的亲属关系的缺乏是否会带来一定的情感问题、心理问题，甚至精神问题？还有40年来我国社会中业已形成的独生子女亚文化对社会主流文化又具有什么样的影响等等，都将是“后独生子女时代”中长期存在且值得重视的研究主题。而本文所总结和评述的40年来独生子女研究的状况、内容及其结果，也将会对“后独生子女时代”中新的独生子女研究带来一些有益的启示。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南京大学社会学院

 

责任编辑：秦开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