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出台，让家庭教育从家事上升到了国事。文献研究表明，尽管父亲的参与有增加趋势，但母亲仍然是家庭教育的主导者。分析背后的影响因素，除了家庭特征及两性的个体特征，传统观念及社会发展因素如人口流动、离婚率上升等，都会影响两性的家庭教育参与。理性看待，以社会发展推动亲职教育归位；更新观念，倡导亲职共育新风尚；家校协同，弥补亲职缺位缺憾，是新时期改进两性家庭教育参与的应有之义。
关 键 词 家庭教育；两性家庭教育参与；教育母职化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编码A
文章编号2095-1183（2022）04-0038-04
①母职惩罚指女性因生育之后大幅增加对家庭照料等的投入，从而制约其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表现，而给女性带来的劳动力市场参与率及工资率下降等一系列负面影响。
2022年1月1日起，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至此，家庭教育走向法制化轨道。家庭是儿童成长的起点，家庭教育是整个教育体系的基石。父母参与家庭教育的程度，将直接影响子女的成长和发展。本文旨在分析父母家庭教育参与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为促进父母共担家庭教育重任，提供思路及建议。
传统观念认为“男主外，女主内”，男性负责家庭供给，女性负责家庭照料。女性从子女诞生伊始，就要接受“母职惩罚”①，除了要承受生育造成的职业中断及人力资本积累中断的职场损失，还要承担起子女的家庭教育重任。随着家庭照料时间的增多，劳动力市场的参与时间便自然减少。对此，贝克尔认为，夫妻双方会根据自身优势在市场劳动和家务劳动之间做出最优选择。[1]女性因生物学上的先天优势，将承担更多的照料家庭的责任，因此相关研究更多的是讨论父亲对家庭的经济贡献以及母亲的育儿投入。[2]
大量研究揭示，在中国家庭分工模式中，女性一直是家庭教育的主要承担者。2001年，北京市针对0～14岁的儿童家庭教育现状进行了调查，发现母亲占到整个受访人群的70.2%，父亲只占受访者的20%，母亲在家庭教育参与中占主导地位。[3]基于2013-2014年中国教育追踪调查（ CEPS） 数据的研究发现，父亲、母亲在子女行为参与和关怀交流方面均表现出显著差异，母亲对子女教育卷入的参与程度总体高于父亲。[4]2015年的一项关于我国城市居民家庭中父亲参与家庭教育情况的调查显示，78%的受访者认为父亲陪伴孩子的时间偏少，仅有6%的父亲能够将80%以上的业余时间用来陪伴孩子，而这其中能够进行包括亲子共读、科学探索等高质量的家庭教育参与的不足25%。[5]教育呈现出一定的母职化现象，而父亲基本还在扮演传统意义上的“供养者”角色。[6]
伴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率不断上升，传统家庭分工格局逐渐被打破。越来越多的女性除了担负家庭照料的责任以外，还将为家庭提供经济供给，传统女性主导的家庭照料逐渐被两性协作抚养替代，男性或主动或被动地调整自己的家庭角色，参与到家庭照料及家庭教育中来。我国近期的研究也显示，家庭育儿呈现出父母平等合作的趋势。2020年北京地区的问卷调查数据显示，关于“80后父亲”参与家庭教育的实证研究表明，“80 后父亲”家庭教育的参与处于整体偏上水平，表现出较平衡的特征。[7]但整体而言，母亲仍然是家庭教育的主要参与者。
两性家庭教育的参与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既有宏观层面的，也有微观层面的。宏观上，既有社会文化层面的因素，也有社会发展及变迁层面的因素。微观上，家庭特征及两性的个体特征，对两性的家庭教育参与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
（一）传统观念：文化基因根深蒂固
中国作为深受父权制家庭观念影响的国家，父亲参与家庭教育的文化阻力很大，“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模式根深蒂固。父亲的主要作用被认为是为家庭提供经济支持，而照料及教育子女则是母亲的首要职责。受此影响，传统性别角色观念较强的父亲群体，会较少参与到家庭育儿中来。[8]另外，性别角色观念较强的母亲群体，也认同自己家庭教育参与的主体地位，从而排斥或不认同父亲的参与，进一步弱化父亲的家庭教育功能。[9]在劳动力市场上，当遭遇工作-家庭之间的矛盾时，在没有社会支持及家庭支持的情况下，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往往是女性暂时或永久性地退出劳动力市场，让位于家庭照料及家庭教育。
（二）社会因素：助推亲职教育参与失衡
1.人口流动导致父母（尤其是父亲）亲职教育功能弱化
近年来，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加速向城市转移，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流动对家庭养育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儿童福利与保护政策报告2019》显示，截至2018年8月底，全国共有农村留守儿童697万人，其中由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隔代照料的占96%，其余4%由其他亲友照料。家庭结构的裂变，父母参与家庭教育的缺失，导致“留守子女”发展问题逐渐出现。[10]研究显示，只与单亲同住或双亲均不同住家庭的农村青少年不良行为发生概率均高于双亲同住家庭的青少年，[11]而留守儿童的学业成绩也显著低于农村一般儿童。[12]调查表明，因人口迁移流动导致的两地分居带来父亲育儿功能的极大弱化。[13]
2.离婚率上升致使父职教育缺失加剧
我国五六十年代，经历了两次离婚高峰期。此后，伴随着社会变迁，离婚率一直呈现缓步增高的态势。人口学家认为中国已进入第二次人口转变时期，伴随而来的是婚育年龄的推迟及离婚率的上升。[14]离婚率上升，家庭结构的裂变，首先带来的是离异家庭子女的教育问题。尤其是根据传统，离婚后子女大多会跟随母亲生活，父职缺失现象将更加明显。
3. 女性劳动参与率提高导致亲职教育双双缺位
中国隔代抚养的现象很普遍。一方面基于传统观念，很多父辈把协助子女照料下一代当成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另一方面由于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上升，双职家庭逐渐成为主流。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位列全球第55位，排位高于大部分发达国家和大型经济体。在社会支持不足的情况下，家庭照料只能借助隔代抚养。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留守儿童的增加，也使隔代抚养成为农村普遍存在的现象。而在城市，根据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2017年的研究报告，自被访儿童出生到小学阶段，近八成（79.7%）的家庭存在祖辈参与儿童家庭教养的现象。[15]隔代抚养虽然解决了年轻父母因工作-家庭之间的矛盾带来的养育难题，但也带来新的家庭教育问题。首先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受限于个人受教育程度，多数仅仅能提供基本的家庭照料，而无法提供科学的家庭教育。一项涉及9个省市1000名教师的调查发现，隔代抚养的家庭最难开展家校合作（73.4%）。其次，隔代撫养容易产生溺爱现象，不利于儿童良好习惯的养成。隔代抚养弱化了父母的家庭教育功能，父母双方因工作或被动或主动缺席家庭教育，阻断了父母和子女的亲情链接，不利于儿童的成长和发展。而从学业成绩来看，隔代抚养对儿童的消极影响明显。[16]
（三）家庭特征及兩性个体特征：社会阶层影响亲职参与程度
什么样的家庭，以及具备哪些个人特征的两性，参与家庭教育的程度会高一些，对子女教育的影响大一些？这些问题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
推动教育公平一直是全社会努力的方向，教育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阻断代际贫困传递，实现社会阶层的合理跨越。拉鲁在《不平等的童年》中指出，不同阶层家庭教育投入的差异导致子女在发展上的不平等 。[17]从家庭特征来看，相较于家庭低收入、父母低学历的弱势阶层，中产及以上家庭的父母，有能力、有意愿为子女的教育进行投入，且愿意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子女，参与家庭教育，[18]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家庭教育的参与程度正相关。[19]而家庭的人口结构和居住格局也会影响男性的育儿投入水平，在独生子女家庭中，父亲具有较高的育儿投入水平；而多代同住的家庭中，隔代抚养会影响父亲的日常事务性育儿投入；人口流动导致的两地分居明显影响父亲的育儿投入。[20]
高学历父母是否一定会培养出学业成绩优秀的孩子？这是劳动经济学关于代际传递的一个经典话题。研究表明，子女的教育尤其是女孩的教育，受母亲的学历影响较大。[21]但有着较高学历的女性参与劳动市场的时间大大增加，对子女教育则有一定的负面影响。随着母亲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劳动力市场参与率也不断提升，陪伴和照顾子女的时间减少，母亲学历对于子女教育的边际贡献降低，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一些高学历父母的家庭，反而无法实现人力资本的代际传递。[22]而父亲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参与子女教育的程度也越高，但关怀交流却不显著。[23]
基于上述研究可以发现，父母亲职共育对下一代的健康成长极为重要，但亲职（尤其是父亲）缺位却是不争的、普遍存在的现实。彻底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社会的发展，需要时间的累积。但这并不意味着教育工作者可以无所作为。相反，努力作为，用自己的行为推动问题的解决与社会的进步，才是应有的态度。
（一）理性看待，推动亲职教育归位
社会发展带来的家庭架构的裂变，如人口流动、隔代抚养等导致的两性家庭教育参与的缺失，是中国社会发展到现阶段的必然现象。对此，我们应有正确的认知，进而提出切合实际的解决之道。以广为人们关注的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问题为例，这就是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因区域发展不均衡而带来的必然结果。要让孩子回到父母身边接受父母的亲职教育，需要中国的社会经济向更高水平迈进，需要打破城乡二元对立的藩篱，需要乡村振兴的真正实现。对此，学校教育工作者应有清醒的认识，要以时代责任感，帮助这些孩子拥有同样的童年快乐生活。用教育的爱弥补父母亲职的爱的缺失，关心他们的学生、生活、成长，是新时期师德内涵的应有之义。
（二） 观念更新，倡导亲职共育新风尚
父亲家庭教育缺位，传统文化观念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所以，要让父亲回到孩子身边，观念更新是前提。但观念的转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仅靠法律的规范和家长学校的宣讲，很难取得好的效果。让爸爸和孩子一起“亲子共读”；让优秀的父亲为父亲作专场报告；开展“学爸活动”，让孩子和爸爸一起成长；创设“爸爸课堂”，让爸爸成为老师，以自己的专长去教孩子。[24]广州市天河区昌乐小学的创新实践，值得借鉴。
（三）家校协同，弥补亲职缺位缺憾
亲职缺位，既是家庭教育问题，也是学校教育问题。因此，只有家校紧密协同，才会收到满意的效果。但长期以来，家校协同存在诸多问题。相当多的家长认为教育是学校的事，自己缺位并无不妥；而学校则抱怨，因为家长的缺位，孩子没办法教。家庭教育促进法的正式施行，为破解这一难点提供了很好的抓手。首先，明确主体责任。一方面，要让家长明明确自己的法律责任。“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树立家庭是第一个课堂、家长是第一任老师的责任意识”；另一方面，也要让学校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可以采取建立家长学校等方式，针对不同年龄段未成年人的特点，定期组织公益性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和实践活动，并及时联系、督促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参加”。其次，创设育人机制。家长委员会、家长学校等都是教育实践中促进家校合作的有效载体。学校、家庭可以在这一框架下，充分发挥自身职能，弥补亲子缺位不足，为孩子成长保驾护航。第三，创新家校协同机制。以亲子共读为例，既可以让孩子与父亲在同一个空间里，同读、同悟、同写感想，也可以通过网络空间，让父亲与孩子在固定时间进行交流，做到工作、亲子交流两不误。
参考文献：
[1]加里·斯坦利·贝克尔.家庭论[M].王献生，王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50-60.
[2]M.E.Lamb.The History of Research on Father Involvement[J]. Marriage&Family Review，vol.2-3，2000，pp：23-42.
[3][5]杨海燕.父亲角色在中西方家庭教育中的差异性分析[J].考试周刊，2016（9）：171-173.
[4][23]张惠.父母教育卷入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CEPS数据的实证分析[J].教育观察，2021，10（31）：58-63.
[6]郁琴芳.小学生父亲参与家庭教育的现状调查[J].上海教育科研，2016（1）：171-173.
[7]魏爽，王童颜.形象知觉、父职能力与角色参与—"80 后父亲"参与家庭教育的实证研究[J].统计与管理，2021，36（06）：94-99.
[8]Coltrane，S.& Ishii- Kuntz，M.Men’s housework：A life course perspective[J].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1992（54）：43- 57.
[9]Alien，S.M.，& Hawkins，A.J.Maternal gate-keeping：Mother’s beliefs and behaviors that inhibit greater father involvement in family work[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1999（61）：199- 212.
[10]吴愈晓，王鹏，杜思佳.变迁中的中国家庭结构与青少年发展[J].中国社会科学，2018（2）：98～120+206～207.
[11]张良，张立冬.家庭结构对农村青少年不良社会行为的影响：监管VS理解——基于中国家庭教育追踪数据（CEPS）的实证检验[J].农业技术经济，2021-09-18：222-238.
[12]侯玉娜.父母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儿童发展的影响：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方法 的实证分析[J].教育与经济，2015（1）：59-65.
[13]许琪，王金水.爸爸去哪儿？ 父亲育儿投入及其对中国青少年发展的影响[J].社会发展研究，2019，6（1）：68-85+243-244.
[14]於嘉，谢宇.中国的第二次人口转变[J].人口研究，2019，43（5）：3-16.
[15]岳坤.父辈为主、祖辈为辅的教养方式有利于儿童的健康成长——中国城市家庭教养中的祖辈参与状况调查 [J].少年儿童研究，2018（13：-20.
[16]姚植夫，刘奥龙.隔代抚养对儿童学业成绩的影响研究[J].人口学刊，2019，41（6）：56-63.
[17]Lareau，A.Unequal childhoods：Class，race，and family life[M].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3.1-331.
[18]李佳麗，何瑞珠.家庭教育时间投入、经济投入和青少年发展：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影子教育阐释[J].中国青年研究，2019（08）：97-105.
[19]邓小平，罗秀文，邬雨臻.父母卷入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学业成就间的中介作用：元分析结构方程模型[J].心理科学进展，2016，（12）：1844-1853.
[20]张良，张立冬.家庭结构对农村青少年不良社会行为的影响：监管VS理解——基于中国家庭教育追踪数据（CEPS）的实证检验[J].农业技术经济，2021-09-18：222-238.
[21]Checchi，D.，Fiorio，C.V.，& Leornadi，M..Intergenerational persistence of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Italy[J]. Economic Letters，2013，118（1）：229-232.
[22]周世军，李清瑶，崔立志.父母学历与子女教育——基于CGSS微观数据的实证考察[J].教育与经济，2018（6）：46-74.
[24]郑蕙.让父亲回归教育主体的实践研究[J].中小学德育，2018（1）：25-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