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不仅调节着气候，灌溉着大地，滋养着流域内的人民，而且还深刻地哺育了中华文化，塑造了民族精神，与华夏文明同根同源。所以，我们习惯于称黄河为“母亲河”。以前常说，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现在看来，这样的说法不够确切；因为早期的中华文明如满天星斗，遍发于中华大地，而不仅仅是黄河流域；但是，中华主流文化形成于黄河流域，则是不争的事实。
在工具发达、文明程度较高的时代，人们对河流的依赖程度相对较低；而在工具欠发达的早期文明时代，人们对河流的依赖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能看到，早期文明遗址的分布基本都在依山傍河的二级台地。从这个角度来说，黄河对中华文化影响更大的时段，还是更早的历史时期。当然，这只是相对而言。
因此，溯源华夏文明，就必须考虑到黄河文化在华夏文明中的重要作用。在我们看来，黄河文化不仅包括黄河支流、干流的成长发育、丰枯灾涝、地形地貌、气候物产等与黄河直接相关的内容，还包括黄河流域内的人文、历史和思想等与黄河间接相关的内容。黄河文化与黄河本身一样多姿多彩、气象壮阔。凡是关涉这些内容的研究，都属于黄河文化研究。
对于研究者而言，这样的研究任务，显然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不可能短时间内仅仅靠几个课题、几篇文章或几部著作就能完成。为此，我们将较为系统地推出关注黄河文化，尤其是黄河中上游文化的文章（黄河中上游与早期华夏文明的关系更为密切），讲述历史脉络，挖掘文化内涵，分析文明肌理，以期收散点透视之效。
——杜志强（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绵延5400多公里，浩浩荡荡地奔流了几十万年。而在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里，人们对黄河源头的认知却十分曲折，且长久地争议纷纭。大诗人李白的诗句“黄河之水天上来”，固然是出于文人的夸张和想象，但也反映出李白对黄河源头的模糊认知。因此，理性地勾勒、梳理和评析历史上关于河源的认知，既有助于了解古人探索、研究黄河的艰难历程，也有助于丰富今天的黄河文化研究。
古人关于黄河源头的认识大致有两种，一是“河出昆仑”说，即黄河发源于昆仑山，并由此而发展出“重源”说；一是黄河发源于吐蕃境内的星宿海。显然，前一种说法是出于推测或传闻，后一种说法则接近于正确（今天确定的黄河源头即在星宿海上源）。
“河出昆仑”说
“河出昆仑”说的根源在《山海经》。《西次三经》云：“昆仑之丘……河水出焉。”这应该是目前看到的最早的“河出昆仑”说。虽然有学者还在争议“昆仑”到底指哪一座山、“河水”是否指黄河水等，但多数还是认为，“河出昆仑”即黄河源出昆仑山。昆仑山在今新疆南缘，为新疆、西藏的界山，向东绵延至青海境内，全长2500公里。在《山海经》中，昆仑山是西王母居地，尚带有神话色彩，周穆王西巡时曾与西王母相会（《穆天子传》）；由此推理，《山海经》“河出昆仑”之说，应该是想象、传说或者神话的产物，并不严谨、科学。不过因其产生早，所以影响大，甚至主宰了后世许多学者关于河源的认识。
司马迁承袭了“河出昆仑”说。《史记·大宛列传》载：
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阗，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
这是记载汉武帝时使者穷河源之事。“于阗”，即于阗国，在今新疆南缘、昆仑山北麓。从司马迁的记述来看，汉朝使者是在穷尽河源以后，确定于阗为黄河源头；汉武帝参考图籍后，确定河出昆仑。今天来看，汉朝使者所穷之河最有可能是發源于昆仑山北麓、流经和田地区、纵贯塔克拉玛干沙漠、最后汇入塔里木河的和田河。这是一条季节性河流，每年七、八、九月份为洪水期，其他月份断流。从塔里木河流域前往于阗，最便捷的道路就是沿和田河而行。应该说，司马迁“河出于阗”是《山海经》“河出昆仑”的具体化，但是，从塔里木河到黄河，其间流向如何，却语焉不详。
《淮南子》在河出昆仑的基础上，具体申说为“重源”论。《淮南子·地形》高诱注云：“河源出昆仑，伏流地中方三千里，禹导而通之，故出积石。”意思是，黄河发源于昆仑山，但与“导河积石”之间相隔甚远，其间连通的关键在“伏流地中三千里”。这就是著名的“伏流”说；因这条水与黄河在积石汇合，遂误导出了黄河的两个源头：一在昆仑山北麓，一在昆仑山以南的青藏高原，学人称之为“重源说”。显然，高诱是鉴于河出昆仑与“导河积石”之间存在着天然障碍，所以才以“伏流”说来折中解释。事实上，如果黄河真的发源于昆仑之北，那与昆仑之南的黄河发源地之间横亘着巨大的昆仑山脉和阿尔金山，无论如何伏流都难以连通，何况还得伏流三千里呢。不过，因为是伏流，谁也看不见，更不可能刨开地面来验证，所以信众颇多。
成书于东汉的《水经》和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都继承、发展了河出昆仑说。《水经·河水》：“其一源出于阗国南山，北流与葱岭所出河合，又东注蒲昌海。”所谓“于阗南山”，即昆仑山；“北流与葱岭所出河合”，即和田河自南向北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汇入塔里木河。塔里木河自西向东流，最后汇入蒲昌海。蒲昌海就是罗布泊。两千年前的罗布泊水域浩大，“广袤三百里”（班固《汉书·西域传》），滋养了闻名中外的楼兰古国，清代时仍然“东西百余里，南北百余里”（纪昀等《河源记略》）。遗憾的是，楼兰古国后来因水道迁移而尘埋黄沙，罗布泊也于1972年彻底干涸。由于下游水量锐减，今天的塔里木河根本流不到罗布泊地区，原来罗布泊的源头河孔雀河也流不到罗布泊地区，但是，从《水经》的记载来看，两千年前的塔里木河、孔雀河，都注入罗布泊，罗布泊因此才水域浩大。而这么浩大的水域，最后都到哪里去了呢？郦道元注云：“即河水之所潜，而出于积石也。”显然，郦道元沿袭汉代使者的“伏流”以申说，认为罗布泊的水是伏流地下了。至此，河出昆仑说才始完整：源于南山（昆仑），流入和田河，汇于塔里木河，潜伏于罗布泊，涌出于积石山，环绕了大半个新疆，线索十分清晰。
貌似完善的河出昆仑说，直至清代，仍然广有信众。清代地理学家徐松在《汉书·西域传补注》中说：
罗布淖尔（即罗布泊）水潜于地下，东南行千五百余里，至今敦煌县西六百余里之巴颜哈喇山麓，伏流始出。
显然是沿袭重源说，只不过将涌出之地从积石山改成了巴颜喀拉山。此外如胡渭《禹贡锥指》、董祐诚《水经注图说残稿》等，也都坚持重源说。清末陶葆廉《辛卯侍行记》云：“河有重源，均出昆仑，稽古证今，一一吻合。”对重源说心悦诚服。民国学者慕寿祺《甘宁青史略》卷十三云：
黄河上流，由于阗东流入于盐泽，其入泽之处，即为今之塔里木河。由是潜流地中，后现于大积石。其上流之水源，在今青海南之星宿海。禹道河积石，始由塞外流入内地，俗儒不知黄河重源之说，故传说颇多误谬。
慕氏不仅信从重源说，而且还批评了反驳者。
重源说之所以历来多有信众，关键就在于“伏流”。应该说，“伏流”一词巧妙地解释了罗布泊水量的下泄问题，虚构了一个永远无法验证的谎言，让许多无法实勘的学者信从甚至佩服其高明。时至今日，仍有网页文章在力图证成此说。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一违背基本地理事实的解释，固然出于时代的局限，可自从唐代、元代对黄河源头实勘之后，重源说仍然不能消歇，那只能说明，形成这种认识的原因，除了学者个人的固执信念和研究条件之外，还与黄河的伟大、神秘、浩瀚有关。黄河是母亲河，是大自然赋予中华大地的瑰宝，更是民族心结所在，所以每一个探究河源的学人无不对黄河顶礼膜拜，他们多方寻找源头，希望为黄河增益更为厚重的内涵；果如重源说那样的话，那黄河就真正成为我国西部众水之所汇了，这当然会更显其伟大，更显其哺育中华民族之功绩。从这个角度来看，并不正确的重源说，仍然是黄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丰富、拓展和深化黄河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当然，还有一个疑问，不得不提出来。塔克拉玛干沙漠现在是我国最重要的石油基地，按照现代石油生成理论，至少在200万年前，这里是动植物繁荣的天堂，必定水资源富集。在地壳升沉、海陆变迁、河流发育的漫长历史中，西域水道是如何生成、分合的？黄河上游到底是何时、如何才形成了今天的流向的？太早的历史茫无所考，仅仅两千年以来西域的水道变迁也不易说清。因为说不清，所以才给现在各种流行的河源假设提供了生存空间。其实，这样的假设，也没必要清除净尽。
“导河积石”及探源青藏高原
“导河积石”，语出战国文献《尚书》。《禹贡篇》云：“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导”，即疏导，也有人解释为溯源。积石，一般认为指小积石山，在今青海贵德县与甘肃省的交界处，与大积石山有别（大积石山，指黄河源头的阿尼玛卿山）。两句意思是，大禹疏导黄河之水，从小积石山开始，一直到龙门山（今陕西韩城市）。言下之意，黄河源头在小积石山。这是战国时期人们对河源的认识，虽然与事实上的河源距离尚远，但总归没有背离基本的山水形势，总体方向正确。
汉代时，汉武帝锐意经营西域，人们关于河源的认识多停留在“河出昆仑”上。到了西晋，张华《博物志》有“河源出星宿，初出甚清，带赤色，后以诸水注之而浊”的记载，“星宿”，即星宿海，“河源出星宿”，是此前最接近事实的结论，较“导河积石”有明显进步。
隋炀帝时，隋朝设河源郡，治所在今青海兴海县，辖境包括今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等，而真正的河源也正在果洛境内。所以，从河源郡的设置推理，隋代官方关于河源的认识，已比较接近今天的结论。唐太宗时，文成公主入藏，江夏王李道宗持节护送，筑馆于河源，松赞干布亲自赴河源迎接。这说明河源在青藏高原，已经是普遍的认识了。贞观九年（635），侯君集、李道宗追击吐谷浑，“历于河源”（《旧唐书·吐谷浑传》），“转战过星宿川，至于赤海”（《旧唐书·侯君集传》），星宿川即星宿海，赤海即扎陵湖，这应该是文献记载的中原政权首次抵达河源地区，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另外，中唐刘元鼎出使吐蕃，也经过了河源地区，“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虏曰闷摩黎山”（《新唐书·吐蕃传》），所谓“紫山”，即巴颜喀拉山；由“其南三百里”反向推证，刘元鼎所说的河源可能就是巴颜喀拉山以北三百里的卡日曲。
唐代关于河源的另一项认识成就，是杜佑对重源说的深入批驳。杜佑曰：
详《水经》所作，殊为怪诞，全无凭据。……大碛距数千里，未有桑田碧海之变，陵迁谷移之谈，此处岂有河流？纂集者不详斯甚。
杜佑对《山海经》《禹贡》《汉书》《水经》的记载都进行了批驳，并依据两千年来未发生沧海桑田、陵谷变迁的事实，第一次对河源问题的讨论进行了有学术意义的总结，体现出一代宰臣的远见卓识。
有宋一代，朝廷在大部分时间里失去河源地区的统治权，所以就更谈不上探源了。元代至元十七年（1280），在刚消灭了南宋抵抗力量的次年，忽必烈即派荣禄公都实为招讨使往求河源。这反映出忽必烈了解河源、统治河源地区的迫切心态。都实携其弟阔阔出于四月从河州（今甘肃临夏市）出发，“四阅月，约四五千里，始抵河源。冬还，图城传位置以闻”（潘昂霄《河源记》）。这是中原政权首次派使专门勘察河源，耗时七八个月，最后以地图的形式汇报给忽必烈。元代翰林侍读学士潘昂霄与阔阔出同僚，他据阔阔出的讲述撰成《河源记》1卷（文林郎柯九思为之作序），成为最早清晰记载河源一带水道、里程、支流、景观、行政建置、民族语言等的专著，也是对各种河源传说的最好回应。潘昂霄云：
河源在吐蕃朵甘思西鄙，有泉百余泓，或泉或潦，水沮洳散涣，方可七八十里，且泥淖弱，不胜人迹，逼观弗克。旁覆高山，下视灿若列星，以故名火敦恼儿。火敦，译言星宿也。群流奔凑，近五七里，汇二巨泽，名阿剌恼儿。
其中“火敦恼儿”即星宿海，“二巨泽阿剌恼儿”即扎陵湖和鄂陵湖。潘昂霄的记载是符合实际的，黄河从巴颜喀拉山北麓发源，向东流经150公里，汇成星宿海，再继续东行“五七里”，相继汇成扎陵湖和鄂陵湖。都实的考察结果没有超出西晋张华“河源出星宿”的记载，但其具体、详实程度显然大为超出，河源的具体风貌终于可以理性而清晰地呈现给世人了。都实等绘制的《河源图》今存（见于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
康熙四十三年（1704），为治理水患，康熙皇帝派侍卫拉锡、内阁侍读舒兰等人视察河源，但仅止于星宿海。乾隆四十七年（1782），黄河决口于河南青龙岗，乾隆皇帝命侍卫阿弥达赴西宁祭告河神，探寻河源。阿弥达不负使命，在到达星宿海之后，又循阿勒坦河（即卡日曲）上溯，直至星宿海以西300里之“噶达素齐老山”，认为此山顶上的天池才是阿勒坦河的源头，也即黄河之源。阿弥达以卡日曲为河源的观點，将河源从星宿海向西推进了300里，是古代官方探源最远、最近事实的结论，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里，仍然以卡日曲为黄河之源（曾写入中学课本），也说明阿弥达探源之远。但阿弥达找到的噶达素齐老山，其实是一块孤立挺拔的岩石，并非一座重要的山峰，其上是否有天池，或即出于阿弥达推测；现在我们确定，卡日曲发源于星宿海以西150公里（也即阿弥达所勘之300里）的巴颜喀拉山北麓，而非噶达素齐老山。
在阿弥达完成使命后，乾隆命纪昀等人撰成《河源记略》一书，这是古代记载河源最翔实的文献。可遗憾的是，《河源记略》仍然坚持“河出昆仑”的重源论，说黄河源于帕米尔高原（即葱岭），汇入罗布泊后潜入地下，然后冒出于青海。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影响了阿弥达探源使命的出色程度，假如纪昀跟随阿弥达一同前往，或许他会明白山水形势，认识或许会有改变。
余论
“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两千多年的河源认识纷繁复杂，其间有神话附会，有主观猜测，有理性认知，更有历尽艰辛的踏勘。无论是河出昆仑，还是导河积石，以及探源于青藏高原，无不凝结着中华民族对黄河的深情向往与敬畏。而一次次的争议与诠释，又无不拓展和深化着中华民族的黄河情怀。因此，关于河源的探索与认知，不仅仅是一个历史、地理与学术的问题，更是一个关系到民族精神、民族情怀的文化问题。“千淘万漉皆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围绕着探源任务，“河岳根源”才实至名归，源区的山形水势、语言风俗、生产生活乃至生态环境才渐为世人所知，大一统的国情也才更臻完备。今天，河源地区早已被较好地生态保护起来，作为中华民族母亲河的黄河，和作为“亚洲水塔”的青藏高原，必将更好地灌溉中华大地，滋润民族心田，支柱民族精神。早已融入黄河文化之中的河源争论，也必将与黄河一起，助推中华民族的前进。
（作者系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