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翻译并不能仅仅局限于文字符号的转换，它是两种不同文化、不同思想之间的交流。不同文化的相互传播必然会因为发展历史、语言差异、社会背景等的不同产生变异，所以不论是译入还是译出，翻译中都会出现“不忠”的部分。在全球化的今天，提升文化软实力对中国来说至关重要，作为我国著名的神话典籍，《山海经》的西传在文化输出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从变异学的角度，探讨《山海经》比勒尔英译本中的文学信息失落现象，并对该现象产生的原因作出简要分析。
关键词：变异学;山海经;文学失落
全球化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文化全球化更是不可避免的一大浪潮，我们必须把握机会，让中国文化“走出去”。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坚持发展多层次、宽领域对外文化交流格局，借鉴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不断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向世界展示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崭新形象和我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1]这一要求的提出更是加强了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必要性。
中华文化“走出去”是一个“中学西渐”的过程。广义层面的“中学西渐”是指凝结着千年智慧的全部物质产品、精神成果的中国传统文化结晶的西传;而狭义层面的“中学西渐”则仅指中国源远流长的学术的西传，包括典籍传播、典籍译介。[2]《山海经》是我国最古老的志怪古籍，大约成书于先秦时期，作者不详。书中记载的内容千奇百怪，包罗万象，涉及历史、地理、动植物、矿物、神话、宗教等等，堪称天下奇书，对中国古代的历史、地理、文化、神话等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时下最流行的《山海经》是汉哀帝元年（前6年）以刘向、刘歆父子为代表的学术大儒校订而成的。东晋初年，郭璞依托于文字、训诂方法，分别基于神仙学、玄学对《山海经》加以注释补充，至此《山海经》18卷定本正式问世，这一凝结着传统文化精粹的旷古奇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3]
迄今为止，《山海经》只有三个完整英译版，分别是中国台湾出版的郑小杰译本、西方学者安妮·比勒尔译本以及中国学者王宏译本。本文希望着重研究外国学者在译介中国典籍过程中所产生的变异现象，故选择安妮·比勒尔译本。
一、比较文学变异学
具体而言，可将比较文学的发展历程细分为三个阶段：实证性的影响研究，以法国学派为代表;平行研究，以美国学派为代表;跨越异质文明的变异研究，以中国学者为代表。[4]法国学派舍弃了“比较”，其研究立足点在于存在联系的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或“影响”;美国学派将法国学派丢弃的“比较”重新恢复，并且认为不管文化间是否存在内在联系，都可以进行比较，他们的研究立足点在于文学作品内在的审美价值和规律。法国学派影响研究的可比性和美国学派平行研究的可比性分别建立在“同源性”和“类同性”的基础上，侧重点都在“同”上，而忽略了“异”，而中国学者却指出变异性同样是可以比较的。变异学基本理论认识是：异质性也是可以比较的。比较文学变异学正是基于对异质性和变异性的重视，主张“通过研究文学现象在影响交流以及相互阐发中呈现的变异”，探究文学、文化、文明横向变异的规律。[5]
长期穿越于差异化文学体系中的文学，难免会遇到差异化文化模式问题。即“文学研究必然要面临文化模子的差异性以及由此衍生的文学模子差异性。”[6]诚然，比较文学研究者也不可避免地要面对文化模子差异性引发的文学变异问题。文化过滤现象是文学在流传碰撞中所产生的最突出的变异现象。而文化过滤则是指由于文化背景、文化传统所限，接受者在文学传播和文学对话过程中有意无意地选择、改造、删改和过滤传播文学信息的现象。
一个最著名的例子就是赵景深翻译的“牛奶路”。众所周知，“Milky Way”指的是“银河”，如果从天文学文本翻译的角度来看，这无疑是一种误译。但赵景深所做的是文学翻译，从原文的背景和语境来看，赵景深将“Milky Way”译成“牛奶路”，译法并无原则性的错误，原文中“路”的文化意象得到了完整的保留。当然，“牛奶路”的译法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之处，首先，这种译法失去了“Milky Way”的希腊神话文化意蕴，古希腊人普遍认为“Milky Way”是奥林帕斯山通向人间的“路”，是打通众神和人类的“桥梁”，正是由于天后赫拉将乳汁洒落在“路”上，才让这条“路”长期熠熠生辉。将“Milky Way”译成“牛奶路”，根本体现不出“Milky Way”背后的神话意蕴。[7]
由此可见，一国文学作品翻译成另一国文字，会不可避免地出现文学信息的失落、变形、增添、扩伸等变异现象，[8]译者在翻译时应当考虑到各种跨文化因素的影响，以便接受者理解。
二、比勒尔英译本中的文化信息失落现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和世界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逐渐频繁，人们对翻译的要求也越变越高，不仅要求语句流畅通顺，还要求译文准确化、完整化地传达文化意象。文化意象凝结了历史文化的精粹，是民族文化的结晶，大部分文化意象和民族传说、民族图腾崇拜息息相关。文化意象在各民族漫长的历史岁月里，不断出现在人们的语言里，出现在一代又一代的文艺作品里，慢慢衍变成一种文化符号，具有了相对固定的、独特的文化含义，有的还带有丰富的、意义深远的联想。[7]文化意象表现形式不一而足，可以是实际存在或是神话中的植物和动物，也可以是成语、谚语等等，在翻译时，译者经常会遇到只存在于一种文化而不存在于另一种文化中的文化意象。《山海经》作为中国传统典籍，记录着许多独特的中国古代文化，因此，本文将从变异学的角度出发，主要分析比勒尔译本中一些中国特有文化意象的失落现象。
（一）动物名称的翻译
“毕方”当是“熚烞”一词之音转。《神异经·西荒经》云：“人尝以竹著火中，爆烞而出，臊 （山枭） 皆惊惮。”“爆烞”即“熚烞”也。或又作“烞熚”，《集韵》曰：“竹火声。”“爆烞”——“熚烞”，盖无非竹木燃烧时嘈杂作声也。音转而为“毕方”，故《淮南子》云：“木生毕方。”《广雅》云：“木神谓之毕方。”《骈雅》云：“毕方兆火鸟也。”则“毕方”者，生于竹木之火，犹今之“火老鸦”也。神话化遂为神鸟毕方，或“见则其邑有譌火”，或“常衔火在人家作怪灾”，又转而为致火之妖物矣。[9]所以，“畢方”一词被人们用来表示大火的征兆。比勒尔将其翻译为“endsquare”，[10]可以看出她是将“毕”理解为“终点，结束”，“方”理解为“平方”。但是，这样做却增加了目的语读者的理解难度。首先，在英文当中并不存在endsquare一词，其次，这样翻译也并未译出“毕方”所包含的文化内涵，比勒尔的创造性翻译使得“毕方”一词变得更加抽象，加大了词源语与目的语之间的差异性。
“穷奇”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神兽，根据《山海经·海内北经》的记载，穷奇形状似虎，身上有翼;而《山海经·西山经》中则记载道，穷奇形状似牛，身上的毛如同刺猬身上的刺一般。比勒尔在翻译时用了和“毕方”同样的翻译方法，将这个词拆开翻译，将“穷”理解为“穷尽”，“奇”理解为“稀奇”，创造出一个更为抽象的概念，不利于读者联想。
（二）专有名词的翻译
“繇”通“徭”，指徭役。在中国古代，凡是国家无偿征调各阶层人民所从事的劳务活动均称为“徭役”，包括力役和兵役两部分。由于缺少对中国封建社会文化的了解，比勒尔将其翻译为“an extensive military draft”，仅仅只翻译出其中的一层意思，未能完整地传达词源语信息。
中国古代婚姻制度为“一夫一妻制”但同样也承认“纳妾制”，“妾”的多少在于男性的权力和财力。古时，皇帝的正妻称为“后”，而例子中的“嫔”则指代的是皇帝的妾，地位远低于“后”，由此可见，称呼的不同象征着等级的不同。但是西方的婚姻制度却不同于中国。在基督教成立初期，认为“性”是禁忌，故采取的是严苛的禁欲制度。此后，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限制，禁欲制度难以为继，便出现了一夫一妻制。为避免出现碰触“法”的红线的行为，需要以合法合规性的形式去发泄性欲”。[11]受到这种婚姻制度的影响，比勒尔将“嫔”译为“queen”，丢失了源语文化中的等级制度。
（三）神话意象词的翻译
《山海经·海外西经》中写道，形天与黄帝相争，不敌黄帝，被其砍下头颅，并埋入常羊山。但形天仍旧不屈不挠，以双乳为眼，以肚脐为嘴，挥舞着手中的盾牌和斧头。形，或作刑、邢，当为刑。天，甲骨文及金文上部均像人首，其义为颠、为顶。刑天即断首之意。[12]比勒尔将“形天”译为“Form Sky”，完全按照其字面意思翻译，无法正确向读者传达形天的形象，丢失了其中的文化内涵。
据《山海经·大荒南经》记载，羲和是帝俊的妻子，孕育了十个太阳，因此，中国神话传说中，羲和是太阳之母、太阳女神。比勒尔将羲和译为Breath Blend，同样采用了直译的方法，将两个字拆开来译。“羲”在《说文解字》中的释义为“气”，故比勒尔译为Breath，而“和”则译为表示“调和，混合”之意的Blend，为两个字赋予了完全独立的意义。比勒尔的这种翻译方法容易使读者对其文化背景中原本并不存在的文化意象产生更加错误的理解。
三、产生变异现象的原因
通过对以上例子的分析发现，外国译者在译介中国文学作品时，难以避免地会进行创造性翻译，使得源语文化发生失落、变形等变异现象，产生变异现象的原因可以简单归类为以下三点。
（一）文化背景对翻译变异的影响
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在他的著作《语言论》中提到，“语言有一个底座。说一种语言的人是属于一个种族（或几个种族）的，也就是说，属于身体上具有某些特征而不同于别的群的一个群。不存在脱离文化而独立存在的语言，也即语言对文化依据依附性。文化是对种族风俗、信仰具有决定作用的社会化产物。”[13]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中国和西方拥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语言间必然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因此，译者在译介的过程中难免会因为文化空缺或不对等因素而造成文化信息失落的变异现象。
（二）译者对变异的影响
安东尼·皮姆（Pym）认为，“译者”是长期居住于交互文化空间的“混血儿”，在跨文化交流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与其将译者定义为“文化交流的使者”，不如将其定义为文化交际的“协调者”。[14]在翻译文学作品时，译者首先以读者的身份阅读文学作品，然后根据自己的理解以适当的方式翻译文学作品。不同的译者具有不同的成长背景、教育背景、文化背景等，他们的个人信仰、思维方式、所处的社会环境等都会对文学作品的翻译产生影响。并且，由于中西方不同的语言体系和文化差异，译者所采用的翻译策略也各有不同。因此，在异质文化的译介中，译者对两种文化交流的处理方式也对翻译结果有很大影响。
（三）读者接受对变异的影响
接受美学即接受理论是西方当代文学批评理论中的一种，由联邦德国康茨坦斯大学教授汉斯·罗伯特·尧斯（H·R·Jaus）首先提出这一理论。该理论认为：文学史是作家、作品和读者的关系史，是文学读者接受的历史。强调文艺作品并不是为读者創作的，它的社会意义和审美功能只有在读者的审美过程中才能表现出来。[15]由于作品中的异质文化、生活方式、处世态度、道德人伦等等与周围世界相去甚远，使得读者难以产生相同的体验。因此，译者或多或少会通过变异来寻求异质文化间的交流与碰撞、对话与融合，以便读者接受，但这可能会导致源语文化的失落和扭曲。
四、结语
鉴于翻译行为时时刻刻都会面临并必须处理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而处理这些跨越语言、跨越民族、跨越国界、跨越文化的信息传递又不可避免地遭遇不同程度的信息失落、扭曲和增添的变异现象，由此对译者产生了更高的要求：译者不仅要具备语言功底，还要对译入语国家的文化、信仰和风俗习惯有很好的了解，以便在不丧失文化内涵的前提下准确地传达语义信息。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可以采取直译、音译、归化、异化等不同的翻译策略，并适当地添加注释，以便读者更好地理解，从而促进异质文化间的交流。
作者简介：王子薇（1996—）女，汉族，山西晋城人，上海海洋大学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英语笔译。
参考文献：
〔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M].学习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2019.
〔2〕朱谦之.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25.
〔3〕王宏.大中华文库：山海经[M].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
〔4〕曹顺庆.变异学：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的重大突破[J].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2018，2（02）：1-19;158.
〔5〕曹顺庆，李甡.变异学：探究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规律[J].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03）：1-10.
〔6〕叶维廉.东西方文学中“模子的应用”[A].温儒敏，李细尧编.寻求跨中西文化的共同文学规律———叶维廉比较文学论文选[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7〕谢天振.创造性叛逆——翻译中文化信息的失落与变形[J].世界文化，2016（04）：4-8.
〔8〕曹顺庆.南橘北枳[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
〔9〕袁珂.《山海经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10〕Birrell， Anne. The 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Seas [M].London： Penguin Books， 1999.
〔11〕窦海巍.中西国家婚礼文化差异的比较[D].江苏：南京师范大学，2014.
〔12〕刘黎明.刑天神话·猎首习俗·头骨崇拜[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03）：82-86.
〔13〕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M].陆卓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14〕刘云虹.译者伦理：身份、选择、责任——皮姆《论译者的伦理》解读[J].中国翻译，2014，35（05）：18-23;128.
〔15〕王静，罗立佳.从接受美学及读者角度论翻译策略[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2）：134-1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