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金融资本布设好全球吸血管道之后，全球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即从产业资本主导转向金融资本主导的时代。这时再看世界，商品市场衍生出的期货市场，实际已经变成金融市场的组成部分;流动性差的产业资本通过证券化，对应了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及其衍生品市场，从而也构成金融市场的组成部分;加之在私有化、自由化的巨浪中，破除了政府对产业资本的保护，于是商品市场的价格变动、产业资本创造的财富，都装上了金融管道，变成任由金融操控获利的捕猎场。
2009年6月7日，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来到中国上海。他在复旦大学发表演讲时称：今天这样一场超级泡沫危机，实际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在美国总统里根、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主导下，全球的人们开始大量使用信贷，从而使泡沫膨胀。里根和撒切尔夫人都认为，市场泡沫会自动修正。但不幸的是，这些“市场原教旨主义者”错了。放松管制、放任市场调整，只是让金融产业在美国和英国得到了更大规模的发展。英美的金融市场价值已经超过了两国总产值。
索罗斯说得没错，但他只看到“市场原教旨主义”给发达国家带来的痛苦，却没有承认里根、撒切尔夫人和他本人带给发展中国家的是深重而频繁的灾难。
马岛战争背后的金融深意
1982年4月3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决定，派遣由桑迪·伍德沃德海军少将为司令的特混舰队，去收复刚刚被阿根廷占领的英属殖民地马尔维纳斯群岛。于是，包括“赫尔墨斯”号航母和“谢菲尔德”号驱逐舰在内的118艘舰船、270架各色飞机、9000人海军陆战队浩浩荡荡地扑向美洲大陆最南端、距英国13000公里的海岛群屿。
为什么英国如此劳师动众地对一群小岛大动干戈？这还是传统意义上的殖民地独立与反独立的战争吗？
实际上，1980年前后美英实施“金融休克疗法”，也导致拉美发展中国家经济受到了巨大冲击。19世纪末20世纪初，阿根廷这个物产极为丰富的国家，曾是世界的粮仓和肉库，国民收入堪比美国，社会福利堪比欧洲。但高福利导致阿根廷低储蓄、高消费的生活习惯，而国内商品生产严重依靠外商投资。1981年，阿根廷外债数额位列世界第三，高达340亿美元，加上高利率下美元升值，阿根廷外债负担日甚一日。
怎么办？发行货币让比索贬值，刺激出口，换汇偿债。但发达国家因经济衰退、失业严重，就算阿根廷提供大量廉价商品，他们也根本无力消费。结果是阿根廷发生严重通胀。那时，阿根廷通胀率高至230%，工人实际收入仅相当于1970年的50%，全国劳动人口失业率更高达30%以上。于是，阿根廷经济陷入恶性循环：一方面，货币贬值政策并未带来出口增加，更未获得足够的外汇收入;另一方面，贬值造成国内企业外债还债成本增加，负担越来越重。
1982年4月，阿根廷出版的报纸封面上，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的肖像图片被加上夸张的尖牙，使她看起来像吸血鬼。
1982年3月31日，阿根廷收复马岛的前两天，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五月广场上发生了声势浩大的抗议示威，并快速向全国传染。民众指责加尔铁里军人政府把阿根廷经济带入泥潭。怎么办？以军事手段收复马尔维纳斯群岛，转移国内矛盾。加尔铁里成功了，1982年4月2日，马岛收复的消息传到国内，阿根廷举国欢庆，还是五月广场，还是大规模游行，但这次却是支持政府的行动。阿根廷全国12个政党和总工会一改前嫌，誓言要团结在政府周围。
1982年5月12日，英国南安普敦，3500名英国士兵携带武器和装备登上豪华邮轮伊丽莎白二世号，准备前往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参加作战。
阿根廷的行动深深地刺激了英国人的神经，因为英国十分清楚，也十分担心，如果阿根廷军以收复马岛吓住英国人，那下一步会不会拒绝偿还外债？如果阿根廷拒绝还债，外债使用量最大的拉美国家会不会揭竿效仿？难怪后来有学者分析，英国回击马岛的真正用意，无非是希望彻底铲除发展中国家拒还外债的念头。历史证明，正是从那时起，拉美各国外债危机每隔几年就会爆发一次，从未停止。
倒霉的墨西哥
1982年10月1日，全球首脑聚集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参加联合国大会。不过，这次会议的焦点却集中到了墨西哥总统洛佩斯·波蒂略身上。为什么？因为墨西哥正在被外债危机所困。
波蒂略在联大的发言中称，导致这场债务危机的罪魁祸首不是发展中国家希望富强的努力，而是伦敦和纽约的政策，制造了令人无法容忍的高利率和原材料价格的暴涨暴跌。他认为这样的做法使得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成果受到威胁，切断了他们走向进步的可能。
波蒂略警告说，如果能使债务双方共同受益的解决方案受阻，不排除发展中国家将单方面停止偿债的努力。他说：“停止偿债对谁都不好，谁都不想这样做，但如果发生此状，责任不在债务人。现实催生一致立场，我们没必要去搞阴谋诡计。”
波蒂略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为政府效力，直至1976年当选墨西哥总统，一直致力于墨西哥经济振兴，并在1976年到1981年的5年间，使墨西哥GDP平均增长率达到了8.5%。如今，波蒂略总统任期还剩不到两个月，而墨西哥所取得一切经济成就，都将在这场债务危机中毁于一旦，这当然会令波蒂略痛心不已。
墨西哥石油资源十分丰富，两次石油危机中油价大涨，这让墨西哥看到了增加石油开采和出口而推高国内经济的机会。但钱从哪儿来？这时的波蒂略接受了经济全球化、市场自由化、权益私有化、金融证券化主张，他相信，依仗墨西哥的比较优势，按照这些路径，墨西哥应当比亚洲接受了同样路径的国家更富有。所以，波蒂略大力推行私有化和金融自由化，大开国门，欢迎欧美资本流入墨西哥石油行业。
波蒂略做到了。大手笔的欧美资本流入让墨西哥石油行业投资急速增长，国家经济也随之繁盛一时。但好景不长，1980年初，美元市场利率上升到20%，国际油价开始因经济衰退、美元升值等不良预期而停止上涨，甚至出现了一定幅度的下跌。于是，一方面是墨西哥石油出口收入下降，另一方面是外债利息大升，还债成本暴涨。截至1981年底，墨西哥外债累计已达820亿美元。
好在“两伊战争”还在持续，被战争挺高的油价回落速度还算温和，墨西哥还可勉力支撑，但1981年下半年情况急转直下。这年秋天，美国一家著名跨国公司的政治风险咨询顾问威廉·柯比在接受《纽约时报》专访时称：在墨西哥的投资将遭受墨西哥比索大幅贬值的冲击，所以他正在劝告客户，在墨西哥政府换届之前，一定要撤回在该国的投资。
柯比的这篇专访被包括《华尔街日报》在内的美国媒体大规模转载。
柯比的文章同样受到墨西哥媒体的关注，甚至一字不漏地转载这些文章，正是从那时起，资本开始大规模逃离墨西哥。波蒂略总统扛不住了，1982年2月19日发表全国广播演说：“隐藏的外国利益，正在通过恐惧的谣言和资本外流迫使比索贬值，动摇墨西哥经济。”他告诉墨西哥公众，目前墨西哥的资本外逃总量已达760亿美元。
波蒂略试图通过资本管制遏制资本外逃，但他根本无力承受因此而形成的国际、国内压力。波蒂略屈服了，他允许比索一次性贬值了30%。比索贬值加大了企业的外债负担，当年依靠外债发展起来的墨西哥财团纷纷倒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蒙特雷阿尔法集团，它是墨西哥私营工业最著名的代表者，在比索贬值的冲击下，一夜之间就破产了。墨西哥经济从此一蹶不振，人民生活水平一落千丈，迄今也未恢复元气。
还不完的高利贷
对拉美国家而言，与外债比肩的沉重负担还有高昂的利息。1980年，当美元利率上升到20%的时候，伦敦城和华尔街的金融机构不仅要求拉美国家按“市场利率”借取新债，同时还迫使它们按现实的“市场利率”偿还旧债。正是这样的苛刻条件，一举将拉美逼向绝境。
实际上，1982年8月墨西哥已经无力偿债，联合国大会之所以演变成“角斗场”，实际就是发达债权国和拉美债务国之间的激烈角逐。波蒂略公开表示：“墨西哥及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都不能遵守原定的还款期限。我们发展中国家不想成为附庸，不能因为还债而让我们的经济陷入瘫痪，或者让我们的人民陷入更大的灾难。更何况，这些债务利息已是原来的3倍。而且，如此之高的利息是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强加给我们的，所以这根本就不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为战胜饥饿、疾病、无知和附庸所做的努力，并不是引起这场国际危机的原因。”
拉美国家对高息外债的态度，强烈地刺激着伦敦和华尔街。他们必须强迫拉美国家服从并接受金融巨头们的偿债安排。正因如此，后人才会怀疑，英国人花费巨大代价攻打马尔维纳斯群岛，不过是“敲山震虎”而已。这向拉美国家发出强烈信号——英国有足够的实力维护英国利益完整。原本，波蒂略希望拉美国家组成“联合体”，一起和债权国讨价还价寻求解决方案，但马岛战争后，这个愿望搁浅了。
同样是1982年10月1日，债权债务双方摊牌了。美国人为拉美债务危机开出了怎样的药方？实际上，早在1982年8月，时任美联储主席沃尔克、美国银行和IMF已经为拉美债务国准备了四味苦药：第一，拉美国家政府出面接管国内私人债务，美其名曰是为了防止企业破产给国家经济造成损失，但实际是债务保全措施;第二，大幅削减政府预算，取消政府对国民的食品和生活补贴，节省财力偿还外债;第三，让货币贬值，以增加出口，赚取外汇还债;第四，由IMF出面对拉美债务国进行债务重组。
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等所有被列入IMF名单的国家都被按着喝下了这杯苦药。为了还债，拉美债务国节衣缩食，几乎所有社会福利荡然无存，墨西哥因進口药品严重短缺，婴儿的死亡率大幅上升。问题是这样能还清债务吗？瑞士再保险公司的资料显示，1982年发展中国家开始还债时，债务总额8390亿美元，但到1987年，这个债务数额变成了1.3万亿美元。
为什么会这样？实际上，IMF所谓的债务重组，不过是把债期拉长，并把所欠利息变成债务本金，然后一并放在未来偿还，所需支付的利率和过去一样高。按照中国人的常识，这是典型的“利滚利的高利贷”？世界银行曾对109个债务国的还债情况做过一个统计：1980年到1986年间，它们一共还债6580亿美元，可债务却从4300亿美元增加到8820亿美元;所还6580亿美元的债务中，仅利息就占了将近一半，即3260美元。
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越还越多，是否因为它们大量借入新债？秘鲁前能源部长彼德·帕布罗·库克金斯基拆穿了实质：“1976年到1981年，拉美国家名义上获得了2700亿美元的外债借款，但实际上，这些资金只有8.4%被用于拉美国家的生产性投资，而其他作为旧债利息，从未离开过纽约或伦敦的银行，而拉美国家所欠债务，只是在银行的账簿上被改动了一下数据而已。”
金融通吃
实际上，拉美国家和非洲一些独立后的殖民地国家最早接受并践行了经济全球化、市场自由化、权益私有化、金融证券化，但几乎全军覆没。非洲摆脱殖民统治之后，发展国家经济成为第一要务，于是也希望通过借入欧美资本发展自己，但在20世纪80年代同样陷入债务危机，掉进越还越多的债务陷阱。时至今日，这些债务还被经常提起。典型的例证就是联合国大会上经常出现“减免非洲国家债务”的议案，40年来从未间断过。
拉美和非洲国家的痛苦，给欧美金融巨头们创造了丰厚收益，他们为债务缠身之国留下的唯一出路是交出国家财富。比如墨西哥的石油资源，其控制权一点点通过“债转股”转移到了欧洲银行手中，然后再被转卖给欧美石油财团。据丹麦经济学家汉斯·拉斯姆森估计，20世纪80年代，所有发展中国家仅仅流入美国的现金就有4000亿美元。那时，美国GDP不过2.7万亿美元而已。这些资金为里根政府制定的、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财政赤字政策提供了强劲的支持。
发展中国家“债务重组”之后，欠债爆炸式增长，对于欧美金融巨头而言，这笔巨额债权为之带来了高额而稳定的收益，哪怕是发达国家降息之后。更何况，发展中国家的私人债务已经变成了国家债务，加之欧美政府和IMF提供的安全保障，欧美金融机构根本无须对这笔债务进行不良拨备，直接就把账面收益全部计入利润。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这笔债务带给欧美金融机构近10年的高收益期。花旗银行和大通曼哈顿银行给股东“超级分红”，并声称：这是它们“历史最高赢利”。
同样为欧美金融机构带来巨额收益的还有美国国债。且不说发行佣金，仅美国财政所支付的利息就从1980年的520亿美元增长到1986年的1420亿美元。这个数字占到美国政府财政收入的20%。也正因美国政府大规模举债，20世纪80年代中间的5年，美国债务总额超过了债权总额，从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变成了净债务国。
反观墨西哥。1982年到1989年，比索与美元汇率从12∶1贬值到2300∶1;这时，石油价格已经降至10美元/桶。墨西哥也回到了从前，资源换取外汇收益，发展国家经济的梦彻底碎了。不仅掉入深深的债务陷阱，人民生活陷入了贫困，而且未来油价上涨的收益也没墨西哥什么事儿了，因为国家原油产业已经变成了他人的囊中之物。
放虎出笼
1986年10月，里根政府力推的《甘恩-圣哲曼法案》获得了美国国会的通过，意味着美国金融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放任自由、无拘无束的金融自由化的新时代。几乎同时，撒切尔夫人在英国引燃“金融大爆炸”的导火线。她宣布即日起，让自由竞争成为提高金融效率的催化剂。
对于这场“金融大爆炸”，历史褒贬不一。褒者认为，“金融大爆炸”使得金融机构进一步整合，金融效率大幅提高;贬者认为，“金融大爆炸”表面是讓金融的竞争更充分，而实际是弱肉强食的自由环境带来更加充分的金融垄断，实体经济的金融成本大幅提高。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称，美国用《甘恩-圣杰曼法案》取代“新政时期”的银行业监管，以及英国的“金融大爆炸”，使得两国家庭负债呈现爆炸式增长，两国的金融体系变得越来越糟糕。
1990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邀请IMF、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专家、拉美国家代表在华盛顿召开会议。表面看，这次会议讨论的是拉美国家如何通过改革破解外债压力的问题，但实际成果却是：经济全球化、市场自由化、权益私有化、金融证券化被固化为发达国家规定的、发展中国家必须遵从的改革道路。会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约翰·威廉姆森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应当遵从的10条改革措施，并声称与会者已就此达成“一定程度上的共识”，但就是这个“一定程度上的共识”最终演变为《华盛顿共识》——第一，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第二，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第三，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第四，实施利率市场化;第五，采用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第六，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第七，放松对外资的限制;第八，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第九，放松政府的管制;第十，保护私人财产权。
美国学者诺姆·乔姆斯基在其著作《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中称：“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指的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它们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所制定，并由它们通过各种方式加以实施。”
1990年9月11日，接替里根当选美国总统的乔治·布什在一次演说中提出：世界新秩序。他说：在这个多事之秋，我们正处在一个关键时刻，这个世界将诞生一个新的秩序。
这个新秩序是什么？如果苏联解体，冷战结束，那世界必将变成以美国为主导的单极化世界。在此背景下，无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还是东欧国家，最渴望得到的就是外国资本。希望借此实现国家经济的快速腾飞。对金融资本而言，这是个历史性的机会，“金融大爆炸”充分放开了金融巨头的手脚，《华盛顿共识》给了发展中国家规定动作，这时的金融巨头完全可以无拘无束地将“金融抽血机”遍布全球。历史证明：想要资本吗？可以，但代价可能是倾家荡产。
日本的经济溃败
从1980年到1990年，那是世界经济异常动荡的10年。这期间，有美元利率的大起大落，有石油价格的上蹿下跳，有股票市场的暴涨暴跌，有债务规模的急剧膨胀，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悄然崛起，有拉美国家经济的高台跳水，有欧美制造业的快速迁徙，等等。这其中，一个绝不可忽视的重大金融事件，就是日本经济的“翻转过山车”。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浮动汇率制取代了固定汇率制，那为什么还要讨论汇率问题？利益、利益、利益。1982年美联储结束“金融休克疗法”开始减息刺激经济，希望通过减息让美元贬值，刺激美国商品出口，减少贸易逆差。但是，美国的刺激政策并未达成预期，反而导致大量资本流入楼市和股市，而不断吹胀的资产价格更多吸引着国际游资流入美国，美元币值因此而坚挺故我。
怎么办？美国不认为实体经济疲弱、出口萎缩是自己多年来驱逐国内传统制造业的必然后果，反而一口咬定这是国际汇率出了问题，是日本和德国政府干预汇市，过度压低本币估值所致。于是，美国鼓动英法一起逼迫日本、德国改革金融体制，开放金融市场，并使日元和马克升值。这正是“广场会议”所要达成的目标，而著名的“广场协议”也是在此背景下达成的。
在美国政府的强硬干预下，美元兑日元大幅贬值。1985年9月前，美元兑日元汇率一直维系在1∶250附近;但“广场协议”签订后不到3个月，日元快速升值25%到1∶200附近。这实际已经超出20%——日本在“广场协议”中所承诺的底线。但日元并未停止升值，到1987年，日元升值到1∶120。
日元升值、美元贬值真能解决日美贸易失衡的问题？二战失败让日本失去话语权，对美国马首是瞻。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冷战却为日本提供了机会——用政治上对华盛顿的亦步亦趋，换取经济发展的腾挪空间。首先是利用强大而传统的政府控制力，从美国购买技术，然后利用优质的加工能力，把技术转化为独到而小巧的商品，再把这些商品卖向以美国为主的国际市场。
这种特殊经济模式，被西方经济学界统称为“亚洲经济模式”，日本以此实现了20年经济高速增长，而且把一个个欧洲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抛在了身后，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日本一直享用着令人羡慕的贸易顺差，以致20世纪80年代日本一举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所以，“广场会议”后，美国在要求日元升值的同时，也在要求日本大量购买美国商品和资产。
问题是，美国真有什么可供日本购买的商品吗？没有。因为美国希望日本购买的商品，日本大都可以自己生产。所以，一方面是日元大幅升值抑制日本商品出口，另一方面是美国舞动着贸易大棒，在《综合贸易与竞争法》罗列大量日本所谓“敌对”贸易活动，并借此向日本要价。这使日本经济赖以增长的动力失速。
怎么办？1986年初，一个被称作“雁型战略”的对应方案被日本付诸行动。所谓“雁型战略”大体分三部分：第一，通过投资向东亚、东南亚等国转移落后产业，并借以强化国际声望，成为亚洲经济圈的“领头雁”;第二，借助日元升值优势，到欧美去直接投资，绕开欧美贸易壁垒;第三，国内的产业升级。
作为“雁型战略”的产物：日本厂商将排量3.0以下的轿车生产转移到菲律宾、马来西亚和中国等地，而本土生产凌志400型等高级轿车;那时，法国的每场艺术品拍卖会都少不了日本人的慷慨，他们甚至买下欧洲城堡，原封不动地运回日本;丰田公司把汽车生产线搬到美国，绕过贸易壁垒，直面底特律竞争;索尼公司购买好莱坞的哥伦比亚电影公司，试图借此让日本文化打入美国市场。最著名是三菱地产以13亿美元买下洛克菲勒大厦，这让美国人惊呼：日本要收购美国。
日本楼市
1997年，泰国曼谷一家商店为刺激经济危机后失去消费能力的顾客，挂出了半价优惠。
日本膨胀了，金钱撑起了底气，索尼公司董事长盛田昭夫与日本著名的鹰派议员石田慎太郎在1987年合著《日本可以说不》，这本不过百页的小书，体现了日本试图与美国分庭抗礼，抛掉战败国帽子的强烈愿望。真能如此？正当低端制造业已经转移但产业升级尚未完成——青黄不接之际，日本的经济泡沫崩了。
许多人把目光盯住“广场协议”后的日元升值，但殊不知，美国同时向日本提出的要求还有：取消一切金融管制，彻底实现包括资本市场在内的金融自由化。1985年9月，以放开10亿日元大额存款利率为起点，日本走上了开放金融市场、取消金融管制的道路。
从此，日本的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业资本大量对外输出;另一方面，日元升值招致国际金融热钱蜂拥而至，恶炒日本楼市股市。1985年到1989年，日经指数从8000点附近涨到40000点;日本楼市更离谱，1989年仅日本东京商务圈的地价总值居然可以和整个美国的地价总值画上等号。日本政府也意识到，过去4年日本经济的泡沫化已经无以复加，必须采取措施使之慢慢回归正常，但此时此刻的日本已经没有“纠错”的机会了。
始作俑者是摩根·士丹利，当其意识到日本政府要紧缩货币时，立即发布投资研究报告：对亚洲投资偏好的投资者而言，日本已不是理想的投资场所，而更能带来高收益的地方应是韩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泰国——四国当年号称“亚洲四小虎”。大摩言论一出，立即在全球炸响，日本经济泡沫一夜破灭。从此开启“失去20年”模式。
后人总结认为，股价楼价上涨不可怕，但可怕的是，在实体经济趋弱的背景下，股价楼价上涨与实体经济财富创造能力脱节。日本的经历告诉我们：金融开放不可怕，但可怕的是，金融开放脱离实体经济服务，超出国家经济承受能力。日本恰恰从这两面为国际金融狙击提供绝佳机会。
冲垮亚洲
日本垮了。所幸的是，日本有着足够的外汇储备，加上政府及时相助，使得楼市股市暴跌中，没有出现大规模的金融机构破产倒闭。但是，企业损失惨重。1993年，洛克菲勒大厦被折价还给了美国人，索尼哥伦比亚电影公司累计亏损已达33亿美元。更严重的是，亚洲国家来自日本的投资大幅萎缩，失去了必要的日元贷款。有学者认为，日本泡沫破灭，为亚洲金融危机埋下伏笔。
沿着国际金融巨头的指引，从日本流出的热钱涌向东盟。尽管东盟各国此时的日子并不好过，但东亚经济奇迹的喧嚣依然如故。1993年，美国作为东道主，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APEC）上提出，在APEC第五届部长级会议之后，召开一次首脑会议，并为其定名为“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1993年11月19日至20日，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历史上第一次聚到了一起，身着便装彼此轻松沟通。正是这次会议上，美国人向东盟国家提出了“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下，开放金融市场，允许资本自由流动”的要求，还告诉东盟国家，继续从前的高速发展就必须改革，而改革的方向是“华盛顿共识”给出的10个条款。
美国给出的“药方”东盟情愿接受？不。东盟、韩国与美国发生了激烈争论。但东盟手里有什么討价还价的筹码吗？冷战期间，为谋求亚洲盟友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协助，美国一直单方面向东盟敞开着贸易大门，这使东盟依托出口加工贸易获得了经济快速增长。时过境迁，冷战结束了，美国昔日的这些政治盟友还有什么意义？恐怕唯一可以利用的价值就是谋取经济利益。对东盟来说，冷战结束后，他们原指望日本可以取代美国，但日本垮了，原来的期许已经失去了根基。
这个时候，严重依赖美国市场的东盟经济，开始受到美国“贸易大棒”的敲打，他们既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于是，东盟的大门被撞开了，基本全盘接受了《华盛顿共识》的条款。
1997年7月2日，在国际资本长达3个月的连续攻击下，泰国政府举起了白旗。刚刚接任泰国财长12天的塔农宣布泰铢放弃固定汇率。一夜间，泰国国民手中的货币丢失了20%的国际购买力。
紧接着，菲律宾比索、印尼盾、马来西亚林吉特相继放弃出口导向型经济賴以平稳生存的固定汇率制。历时仅仅38天，“亚洲四小虎”变成“亚洲四病猫”，其货币踏上了大幅贬值之路。
洞开国门的亚洲，让国际金融热钱痛痛快快地享用了“东亚奇迹”。东盟国家又在什么问题上给了索罗斯等金融大鳄以可乘之机？20世纪90年代中期，泰国的时髦青年发明了“烧钱”一词，但他们的“烧钱”非指投资，而是针对进口奢侈品消费。尽管，消费增长改变了泰国GDP结构，但大量奢侈品进口加上出口减少，这使泰国出现了贸易逆差。怎么办？西方经济学家告诉泰国，只要加大资本项目开放，放松金融管制，就会有大量外国资本流入，就可以用资本项目收入弥补贸易逆差，从而平衡国际收支。
被欧美留学回国人员充斥的泰国政府照方抓药。不断加大金融市场开放程度，不断提高金融自由化程度，不仅民间企业、银行大量借入外债完全没有障碍，甚至政府都说不清泰国民间到底欠了多少外债。更糟糕的是，为资本自由流动免遭汇率风险，泰国政府一直保持固定汇率制度。
外资流入确实弥补了贸易逆差，确实平衡了国际收支。但这些外国资本并未进入实体经济，而是通过泰国人的手流入了股市楼市。随后，泰国经济泡沫被吹胀，泰国人钱包也被吹胀，奢侈消费欲望越发强烈，贸易逆差越发严重，外债数量越来越多。如此恶性循环至1997年，泰国经济走到了悬崖的边缘。
随着互联网经济热潮渐入佳境，美联储试图加息抑制新经济过热，国际金融市场上的“热钱”已经产生回流美国的冲动，这为索罗斯们提供了绝佳的进攻时机。他看中的是，按25泰铢兑换1美元固定汇率，泰国货币已被严重高估了。此时，国际舆论逆转，原来的“亚洲经济奇迹”，现在变成“亚洲没有奇迹”。于是，“热钱”加速外逃，东盟各国外汇储备被洗劫一空，国家面临还不起外债而破产的命运，纷纷放弃固定汇率制，任由本币大幅贬值，任由金融巨头大快朵颐。东盟数十年积累的财富一夜灰飞烟灭，终点回到起点。
IMF是在帮谁？
亚洲金融危机中，世界上最忙的人莫过于IMF总裁康德苏。面对此起彼伏的求援，他奔忙在援助国和受灾国之间，左手拿着急需援助资金，右手则拿着厚厚一摞“受援国必须接受的条款”。条款大致包括五个方面：其一，受援国必须咬紧牙关紧缩货币，同时大幅削减政府财政预算，加大政府行为的透明度;其二，强行关闭问题金融机构，迅速核销坏账，清理不良债务;其三，受援国必须进一步开放，使商品进出和金融交易更加自由;其四，受灾国必须放宽外商投资限制，允许外资对金融机构的投资占股比例增至51%以上;其五，受灾国政府必须将各项条款的执行情况，置于IMF的监控之下。
1997年12月3日，韩国成为这场危机中最后一个倒下的国家。即将卸任总统的金泳三与3位总统候选人，以及国会议长，在IMF提出的条款上集体画押。金大中当选总统后，将12月3日定名为“国耻日”。
在IMF的监督下，韩国制定了《外国人投资促进法》。该法规定韩国彻底放开金融投资限制。从那时起，外资开始在韩国低价抄底，其股份占比在韩国金融资本中的占比开始大幅攀升，1998年占比仅为6%，但到2004年，占比达到33.7%。尤其是韩国排名前5位的银行，全部变成了外资绝对控股的银行，外资持股比例高达60%以上。
问题来了。第一，韩国货币政策效率大大降低，当韩国需要降息、放宽货币之时，外资会将韩国存款输往境外套取利差，大大降低了货币宽松的效能，反之亦然;第二，银行被外资控制后，韩国企业完全暴露在境外敌意收购者的威胁之下，而这样的敌意收购事件在韩国的确频频发生。近年来，为国家经济安全，韩国人希望花费极高的代价回购那些具有战略价值的企业，但几乎没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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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发生的事代表了整个亚洲的现实状况，那个当年被世界银行、IMF以及众多西方学者高调宣扬的“亚洲经济奇迹”，从此销声匿迹，甚至被西方一些经济学教科书定位为反面教材。不过，就算是反面教材，也悄然记述着那些金融受灾国的耻辱，见证着国际金融资本掠夺国家财富的高超技法。
研究历史我们可以发现：金融掠夺在不同时代显示出不同特征，既有个性又有共性。从个性角度看：在殖民主义时代，列强明火执仗，金融是战争、海盗行为的支持者，也是掠夺利益的分享者;在产业资本主义时代，为追求贸易带来的超额利润，货币、金融是输出商品的工具，列强之间的货币地位、金融地位争夺，也是为了获得商品利益;在金融资本主义时代，追求贸易利益转变为追求“超额铸币税”利益，强权货币利用绝对优势地位，不仅从占有他国资源、商品、劳动中获利，同时还在左右全球金融价格的涨跌中获利，更从动辄就击垮一个国家经济的过程中获利。
从共性角度看：为追逐暴利，贪婪、无耻，你死我活、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无论哪个时代，从未发生过任何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