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1-04 07:1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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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县城记
－－－九零年代的记忆之城
春节回乡，不管David还是Peter，只管一个月挣多少钱，然后分成王富贵和张狗蛋。
今年在家乡县城过年，二十年前读书的地方。山西乡宁，地处晋南山区。产煤，和煤老板的传说。
98年离开，20年没有停留过了。因为哥哥搬新家，今年与父母在这里过年。
当然，早已不是印象中的小县城。建筑物全部焕然一新，城市扩张了20倍不止，除了能判断个大概方位，基本找不到记忆中的踪影。这种扩张不是那种自然生长的节奏，比较像一夜间推倒重建，彻底的，带着一点痛快的扔掉旧物的快感。不过这20年，谁的故乡不是面目全非，不辨方向？
我慎用“故乡”这个词，是真的不清楚那个文学里被推崇的故乡，是什么感觉。我的故乡大概只有记忆和口音。这里是我户口本上的籍贯地，其实我出生地更靠近另一个县城（离贾跃亭老板很近的地方）。初中在县城读书，要学口音差距很大的方言。山西的地理特殊，县城17个乡镇讲10种以上不同音调方言，相互间的差异不比离普通话更近。为了融入学会他们的口音，用两年然后丢弃。又转学去南部的运城，学另一种口音。我觉得能不借助普通话在山西不同城市生活的人，一般都是语言天才。
二十年来，在不同城市穿行。每个城市都在日日夜夜疯狂成长，不给过客留下多少怀旧的可能。我经过的世界，能用来回望故乡的，大概只有语言。视觉印记里，故乡只留下一座似乎在过的失落之城。其中又不停的错位，流失，容颜变老，混乱，讲着不同口音，构建在我的记忆深沟的阴暗处。这一点嫉妒贾樟柯，他能把记忆之城拍成电影。又有点感激，因为他的影像世界中，也有我记忆流失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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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中的空气中，总带着一点点兴奋和绝望的情绪。
县城处于两山之间，一条河两边是县城仅有的两条街道。河水常年枯竭，回家走在广阔平坦的河滩，边走边用石头打鸟。只有夏季暴雨时，洪水奔涌，浑浊的黄色水里，飘着西瓜白菜凳子腿，站在河边可以捞到许多宝贝。街道从东向西骑车大约二十分钟。东边尽头有座桥，再走就到城里人说的村里了。西边尽头，是一个小天主教堂，对面有个叫南方小百货的批发部，能买到最新的，比学校门口便宜的文具和零食，这里是少年时代觉得最神秘的地方。
12岁的少年游荡在县城的不变的街道，看见不变的人，每天带着一点亢奋和饥饿感。三三两两的年轻人歪着肩膀，站在街口抽烟，无所事事所的目光，跟过街上每个陌生人和漂亮姑娘。有带着传奇故事的混混，更多是扎堆的小混混，装作港片里大混一脸慵懒的表情。县城文化中心是河北面的电影院广场。印象中九十年代县城没什么电影，偶尔有个什么文艺演出，门口站着一堆左顾右盼的闲人。院里几个台球桌，五毛钱一盘，我们常常放学背着书包去玩，边打变捞，一盘台球打个把钟头最后被老板轰走。几个吃饭的小摊，能吃的真的不多，除了炒面我记得有八毛一碗的馄饨，汤里的骨汤虾米，大概是大多数我
这种内陆少年最早对鲜的味觉体验。
喇叭声音里，除了什么上海羊绒衫皮衣半价大甩卖这种，低沉的音箱里，永远有香港电影的背景声。武打片枪战片的咔咔声，港式黑社会对白和偶尔女人绝望的惨叫声。录像厅在影院后面，一间黑黑的一股烟味脚臭的屋子，进去交一块钱给躺在沙发里盖着军大衣打着哈欠的老板，看四部循环播放的录像电影，是课余消遣最常去的地方。最难抵挡的是嗅觉的诱惑，路边的烤羊肉串飘来阵阵肉香，配合着烧烤滋啦滋啦冒油的声音，对一个正长身体又囊中羞涩的少年，最是虐心。买一两串或者咽着口水走过，在内心无数次暗暗埋下将来长大要买一圈羊天天烤烧怨恨。这里也是县城最热闹，最有故事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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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年代没有手机，没有超市，真正的商业不多，关于巨富的传说却不少。
街上来往的大多是摩托，行人和自行车，小车除了212吉普就是桑塔纳，人们大概能分清是哪个局长或者大人物的。只有一辆黑色奔驰，归城里最有钱的姓吴的老板所有，当时流传这辆车一百万，吴老板有很多别墅和女人的故事。不止一个人说亲眼看见，吴老板停下奔驰，在电影院水果摊买了一串葡萄，扔下一百说不用找就走了。留下许多目击者和水果老板惊讶的表情。印象中有一次看见那辆大奔呼啸而过，街上每个人都目送到路尽头，露出虔诚的表情。
这是一个小城市生活永久的寓言，即使城市大了几十倍，吴老板换了很多茬，故事结构并没有发生 改变。
97年香港回归，人们穿着印着97香港的T恤衫谈论着香港。虽然没人去过香港，但好像世界都在变成自己的一部分。人们一边在体制中循规蹈矩，一边看着电视，想象着商业社会带来的无限可能。县城的商业盛会，在每年农历的四月庙会，街上除了各种小吃南方小商品，更多是是各种设计诡异的赌局，每个摊周围都围着一圈人。校门口的体育场上，彩票两元一张，奖品从保温杯到吉普车，都摆在操场上，的士高音乐声和兑奖消息一直在播放，每个人都跃跃欲试，学校广播开会禁止学生买彩票，还是和同学偷偷用抗过羊肉串的零花钱去买几张，一无所获的冲着奖品扔石头骂脏话。忽然有天放学，远远看见领奖台上胸前挂着红花，推着三等奖自行车在台上激动的感言的是副校长，感觉一切很幻灭。我觉得彩票和赌博，是一个疯狂又落寞的时代情绪的缩影。
县城唯一的新华书店，在一个杂货门市部的二楼。进去三面玻璃柜台，墙上写着“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两个女营业员穿着制服深色西装，常常变拿书边聊着城里的事。男的是一个干净斯文的老先生，穿着白衬衫金边眼镜，说话动作都慢条斯里，说到老舍周立波这些名字，听起来铿锵有力，让人肃然起敬。身后的书架上，放着三三两两的几本书，更新很慢，也有几本摆在玻璃柜台里。大约除了工具书，每本都让老先生拿过来翻过又放回去过几遍，所以对每本书的封面和订价都熟悉，内容却大多无缘（这大概是我到今天看书，常常看封面和价钱就买回家了也不看的原因）。买一本十几二十几块的书是大事，所以拥有的每本都记得非常清楚。在这里买到第一本小说，买了第一本名人演讲集，第一次看到福楼拜丘吉尔，大仲马这些名字，觉得读这些人说的话，能带我走去更远的地方。虽然没有现在书店的规模，随便翻阅的福利，即便只是从一个柜台走到另一柜台，空荡荡的厅里徘徊，闻着书香，我仍然觉得书店是城市里最安静，最舒服的圣地。
大部分时间，街上空荡荡的。回家路上骑着S型，唱着九月九。街道上的色彩比贾樟柯电影中鲜艳一些，在煤炭城市黑灰色的基调上，有鲜红的招牌，手写的卖场打折广告，还有很多南方人开的发廊歌厅那类有红色墙壁的地方。透过挂满灰尘的玻璃小窗，与商品色彩斑斓映照的，是售货员慵懒的目光，或者望向街外的一种空洞的，缓慢的凝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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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城街上总有几个游荡的病人，他们的故事和大人物的传奇一样，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就像村口的傻子不论恩怨情仇是村里大家的共同记忆一样。
其中一个姓名不详，每天在我宿舍对面的主街上，穿着件破烂军大衣，嘴里喊着听不清的口号，来回踢正步。正步踢的很标准，有时候还自己喊个1234。人们流传说他以前当兵，还打过越战之类。后来脑子出问题了也没人管，成天在城里踢正步，饿了在垃圾堆捡东西吃，晚上睡在礼堂的台阶后面。后来有个冬天，听说冻死了。
另一个是城里最脸熟的人，叫二喜，是真的叫二喜，至少人们都这么叫。那时候看起来有四十多岁，瘦瘦高高的一副嘻皮笑脸，半疯不傻，有点严顺开演的阿Q的模样。晚上在影院广场的小吃摊负责倒泔水。白天没事就在学校门口的桥墩上坐着。二喜会唱所有街上喇叭里的歌，一放学出门我们都叫，二喜二喜，过来，唱首歌。要听啥歌，两毛。真的给两毛钱，二喜就会自唱自己伴舞，甩头扭胯，半哼半唱从《歌唱祖国》到《忘情水》到《潇洒走一回》，也可以自由串烧。唱完大家要鼓掌，虽然感觉一群小孩戏耍一个大人有点戏谑，不过这也是放学后最欢乐的场景。据说二喜凭着倒泔水和点唱的本事，每天能挣几十块钱，有时候比取笑他的正常人挣得还多。有次庙会上，二喜看见帽子摊上有顶红蓝丝绸的瓜皮小帽，还带两根小辫儿，问多少钱，老板用驱赶的口气说，八十。据说二喜从口袋里拿出大大小小一卷钱扔在摊上，戴着那顶帽子走了。老板露出和吴老板一百块钱的水果摊老板一样的神情。后来，二喜就带着瓜皮小帽给我们唱《忘情水》，成为他的标志形象。今天我一看到网络直播，就想起二喜。二喜要是活在今天，一定是个超级网红，他具备网红的所有特质和才能。
更重要的是，我觉得每个精神病人身上，都凝结着时代的精神面貌和社会表情。精神病人像是时代面貌的三原色，通过他们的混合，看见所有人的症状。我记忆中县城的两个病人，一个在踢正步喊口号，一个在倒泔水卖唱。也是这个经历暗暗成长的小县城的精神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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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些在我印象中，也只是外部世界的一点浮光掠影，像某天天上飘过的云一样捉摸不定。真实的世界，是一个少年心中的豪情万丈，和眼见到青春期的残忍和激荡。那属于另一维度的黑暗和兴奋，现在还没有能力重述，希望有天可以回望，看的清。
二十年后再站在这里，旧时的痕迹都灰飞烟灭。我的中学不是扩建或翻新，而是拆掉被彻底填平重建。除了记得名字和大概方位，其他的一切都已了然无痕。我只能凭记忆想象校门，想象和几个同学，拿着凳子腿站在校门口等人打架的场景。
城市已扩到我自行车从未去过的地方，建了北山公园，我带老爸老妈爬上山顶，鸟瞰一座陌生的小城，想起曾经这里的一些人和事情。尽管知道有些儿时的伙伴生活在这里，也没有想去拜访。我相信时间的冷酷，一些东西蜕去的东西难以寻找，大概只存留在你个人的记忆之城。
其中，故事仍在流传。有了新的吴老板的排场，熟悉的人变成了二喜的模样。二十中有人蜕变，有人沦落，有人死掉，而大部分人，也都忘记青春，已变成为孩子的青春苦恼的中年人。
眼前这座现实的城，不属于我。只是城的青春与我有交织的部分。分离后，县城在我看到另一座城的理解中成长，我在每座城市中，都遭遇兴奋而激荡的县城。
在崭新美丽的乡宁县城停留三天，是为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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