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黄礼孩却是个例外。他在今天这个物化社会中仍能用心吟唱生命之曲，常存感恩之心书写生命的馈赠。我想，诗人在今天仍然能坚持个体的生命吟唱，并保有一颗纯真的诗心，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深厚的东西方文化修养和普世情怀。普世情怀之于黄礼孩如同“生命的活水”之于井边的撒玛利亚妇人，这种博爱的情怀成为诗人创作的活水源头，源源不断地给他供应爱、生命和力量，并让诗人将大爱浇灌在他的诗歌土壤中，成为对众多人的祝福。

 

一、“素朴的诗”与“完整性写作”

 

席勒在《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中说道：“我在前面已经说过，诗人或则就是自然，或则寻求自然。在前一种情况下，他是一个素朴的诗人;在后一种情况下，他是一个感伤的诗人。”[1] 席勒的文论揭示了随着现代化的进程，诗歌创作者从“素朴诗人”到“感伤诗人”的转变。当代社会普遍存在地对人和世界碎片化的表达在黄礼孩的诗歌里并没有出现，从这种意义上来看，黄礼孩是一个素朴的诗人。黄礼孩的诗歌表达和诗歌语言都是素朴的，他舍弃了那些光鲜亮丽的名词和各种时髦的形容词，他不仅仅在诗歌语言上回到素朴，而且在诗歌表达上同样直接而真诚。

 

但“素朴诗歌”和“素朴诗人”的意义并不仅在于此，“素朴诗人”还是一个完整和谐的统一体，“素朴诗人”的诗歌写作是“完整”的写作。诗人是作为一个统一整体而存在的，正如席勒所说：“犹如一个素朴的感谢统一体，犹如一个和谐的整体。感性和理性，感受能力和自发的主动能力，都还没有从各自的功能上被分割开来。”[2] 在《素樸的诗与感伤的诗》中，席勒论述的是文明分化前的人的状态。席勒把古典时代的诗人归之为素朴的诗人，而认为文明分化后的人，逐渐成了现代诗人，即感伤的诗人。席勒说：“自然给予素朴诗人一种恩惠，他经常以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去行动，随时都是同一的、完满的，并把人性最高的价值在现实世界中予以再现。”[3] 黄礼孩书写得最多的正是自然。诗人虽然身处分化后的现代文明社会，但信仰的力量维系着诗人感性和理性的统一。所以他并不是在进行片段书写和破碎化表达。黄礼孩的诗歌充斥着对自然的礼赞，并且通过对自然与大地的书写来表达个体深切的人文关怀，如他的一首诗歌：

 

银色的芍药在梦里。黑色的岩石将透出光

 

芳香之雾将笼罩，大地只做逍遥游

 

与戈壁上的花朵，与紫色的山

 

与天空和流泉一起渗透四季……

 

但这些都不发生在平淡的日子，而在牧羊人眼里

 

只是无所事事地放牧，或漫不经心地数着云朵和羔羊

 

他不愿看见

 

种子的腐败和天鹅的死亡

 

大地啊，没有人询问这些自生自灭的事物

 

一个路过的旅人小小的忧伤

 

——《大地》

 

在《大地》中，诗人选取了诸多的自然意象，如“芍药”“岩石”“花朵”“山”“戈壁”“羔羊”等，他以平淡的笔触抒写了各种事物的美好，描摹出一幅自然风光。同时，诗人将目光注视于各种细微之物，如“种子的腐败和天鹅的死亡”，而且以生命的关切牵挂着细小的生命个体。诗歌文本呈现出一幅恬淡优美的画面，将我们带回自然生活中，全诗始终渗透着诗人真挚的情感。

 

黄礼孩似乎是受了里尔克和特朗斯特罗姆的影响，他的诗歌中依稀可见这些前辈诗人的影子，“在素朴诗人那里，我们则要努力从我们自身向外流露，并引向着这一方面;素朴的诗则为生活的景象所激动，它把我们带回到生活中去”。[4] 黄礼孩的诗歌正是如此，他的写作总是取材于自然生活，并且通过诗歌书写，将读者又带入对自然本身的憧憬向往之中。

 

 

 

黄礼孩除了是诗人，同时还是文学编辑和诗歌活动家。黄礼孩组织发起了众多诗歌活动，活跃了当代诗坛。黄礼孩的诗歌创作有着自觉的理论指导和明确的文学意识。他倡导“完整性写作”，认为“作品必须体现在处理当下或日常题材时，灵魂与肉体同时在场，即不是一味地向肉体和物质化俯就。我们希望看到的是诗人在观察世界和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以永恒性、神圣性的一面出现，而不是从庸俗的、萎缩的一面;我们承认人的矛盾性，有无可奈何、怯懦的一面，但我们不迁就它，也不回避它，我们有勇气与之抗争，直至获得超越”。[5] 黄礼孩的诗歌理论体现了他在文学写作时要求“整体的人”的和谐出现，感性和理性、灵魂和肉体的统一。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对席勒文论的一种回应。

 

“完整性”这一诗歌写作理念，据黄礼孩所说，是由诗人世宾提出来的。世宾思考的重点是“人类必须担当公共的精神责任，这是诗人应该在诗歌中体现出来的，人类应是积极的担当，必须坚定并富有永新的力量。它所辐射的词面有良心、正义、大爱、勇气、坚持、真诚、独立、自由、热爱、明亮、宽阔、唤醒、丰盈、人性。所谓的完整性诗歌写作，就是要呼唤人类精神的完整，呼唤光明”[6]。这一写作理论与当代诗坛的破碎化写作相对，而理论的提倡者黄礼孩、世宾等人除了进行理论上的倡导，还以诗歌写作的方式进行实践。他们的诗歌写作成为人类整体精神和正面力量的担当，反抗着这个时代的虚无与绝望。

 

 

 

上帝在场的时候，社会上的一切都是统一于信仰维度之下，以上帝信仰为视角观照人类生活。自上帝隐匿之后，宗教改革和启蒙带来了社会分化，也就是“合理化”。在韦伯看来，“合理化”主要指的是宗教的祛魅。因此，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分化的社会中，社会和人均成了碎片，不再有任何“总体性”的统一。文学写作也只是碎片经验的表达，只是一面充满裂纹的镜子。正是在这种程度上，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家卢卡契提出了“总体性”的口号，要求文艺承担“总体性”回归的功能。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黄礼孩和世宾的“完整性”写作概念也有着卢卡契呼唤“总体性”回归的影子。卢卡契的“总体性”主要是对抗现代世界人的异化，马克思认为在现代社会的压迫下，人被异化成了非人。而黄礼孩和世宾的“完整性”写作主要是对抗当今世界的碎片化、人的价值的扭曲，呼唤整体价值和人的精神性的回归。

 

二、普世情怀与神性维度的抒写

 

美国随笔作家E.B.怀特说：“写作是信仰指使下的行为，如此而已，别无其他。所有人中，首先是作家，满怀喜悦或痛苦，保持了信仰不死。”[7] 黄礼孩的写作是基于信仰维度的写作，他的诗歌融合了东方艺术中的“泛神主义”传统和西方基督教文化中的普世情怀，诗人在拜金主义甚嚣尘上的今天仍能保持着神性维度的抒写和表达，实属难能可贵。

 

最早提出并使用“泛神论”（Pantheism）一词的是17世纪英国哲学家J.托兰德。“泛神论”在东、西方都有古老的传统，东方以印度思想为代表，西方以古希腊思想为代表，派别极多，难以一一述及。黄礼孩部分诗歌选取了不少《圣经》中的意象，如“牧羊人”“种子”“泥土”“彩虹”“神”等，这些词语与《圣经》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颇有张力的互文关系。如诗人在《一切事物被重新安排》中写道：“在自己的梦里/海洋遗忘，冰山坍塌/就在此时，神所珍爱的事物，被重新安排。”这首诗的最后两句——“神所珍爱的事物，被重新安排”——让我们不由得想起了《创世纪》中上帝创造世界时的秩序感。在《创世纪》第一章里，上帝于渊面黑暗中创世，并且在前六天有秩序地创造了光、天空、海洋、动植物、人类等。《与泥土交谈》是黄礼孩另一首含有《圣经》中的意象的诗歌：

 

它的来龙，它的去脉

 

都裸露伤口，命运曾把刀斧的力量带给森林

 

在那不可放弃的顶端

 

日渐陡峭的日子，我听见煤层秘密的合唱

 

等待风雨之后，回到低处，与泥土交谈

 

每一道深渊上面，都铺上彩虹

 

——《与泥土交谈》

 

诗人在里面选取了“泥土”和“彩虹”两个独特的意象。在《圣经·创世纪》里“泥土”和“彩虹”有着特别的内涵：上帝用泥土造人，泥土也被赋予了生命，彩虹则是上帝与挪亚立约的凭证。在大洪水之后，上帝指着彩虹对挪亚说：“我把虹放在云彩中，这就可作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8]“虹必现在云彩中，我看见，就要几年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约。”[9] 黄礼孩在此处借用了太古传说，“泥土”和“彩虹”不再是普通的意象，而是与《圣经》文本之间存在张力的特殊意象。因此，与泥土交谈仿佛如同与有生命、有灵魂的个体交谈，深渊上的彩虹则彰显了上帝的恩典：在洪水之后，永不弃绝人类的承诺。如此，诗歌呈现出历史和深化的维度，同时也表达了诗人对生态的重视。

 

除了《圣经》中的常见意象，诗人还经常直接以“天使”“晨祷”“祈祷”“教堂”这样叩击心灵的词语对诗歌进行命名。例如：

 

教堂的顶尖隐约传来音乐

 

灰白的光线顺从了风

 

赞美诗用方言唱出

 

洋溢着欢愉的秘密

 

电线上

 

鸟儿紧紧靠在一起

 

村庄的风存在到今天

 

像贫穷一样富有

 

石榴花在光中为健康的疾病沉默

 

——《教堂》

 

诗人书写了进行心灵洗礼的经验，选取了赞美诗、教堂尖顶，以及周围环境的意象如“鸟儿”“石榴花”等，描摹出一幅美妙的乡村场景。我们不难发现，黄礼孩的诗歌有一种“轻盈”的力量，他的诗歌仿佛可以令人飞翔。

 

文学评论家陈晓明认为黄礼孩的作品“从不做抽象的表达，而是抒写平实真挚的个人情感，总是在那么诚恳的氛围中让你想起家乡、母亲、旅途、告别和友爱”。[10] 我认为这样的评价是相当中肯的。黄礼孩的诗歌总是与人类的温情有关，并且通过细腻的笔调描摹自然人情，抒发人类共同体的那些美好精神，同时对当代快节奏的都市生活和忙碌的人群注入了一针安定剂，给现代人的心灵提供了一块安静的栖息之地。

 

诗人还有另一首与《圣经》构成明显互文关系的诗歌：

 

鸟飞在南方的薄荷里

 

浅浅的声音，如祈祷文一样明朗

 

主啊，你让溪边的小鹿

 

远离凶险，那个遇见

 

试探的人已经穿过峡谷

 

到香草山上去

 

他的脚磨出了血，但比血

 

更热烈的是他的渴望

 

天亮起来，他坐在石头上写信

 

他写下了恐惧和孤独

 

现在，他的心多么安静

 

仿佛他就是落在羊皮纸上

 

明净而闪亮的言辞

 

——《羊皮书》

 

这首诗可以整体参照《圣经》来进行互文阅读，如《诗篇》四十二章一节：“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11]《雅歌》八章十四节：“我的良人哪，求你快来！如羚羊或小鹿在香草山上。”[12] 以及《马太福音》六章十三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13] 对比黄礼孩的诗歌，不难发现他诗歌中“溪边的小鹿”“香草山”“试探”等词汇都是来自《圣经》文本，“小鹿”“香草山”在《圣经》中一般是形容爱情，是与爱情有关的意象。在黄礼孩的诗歌中，这些意象与诗歌男主人公——一个满怀心事的少年联系在一起，丰富了人物形象，整首诗歌的意境感伤而优美。

 

我们不难发现诗人熟稔东西方文化，并巧妙地将其化用为自己的诗句。黄礼孩除了对自然万物抱有怜悯之心，他对个体的生命也充满关切。诗人写过一首名为《灵魂》的诗：“让商品在废墟上长出心/野鹤的翅膀/在雨中要带走一万个灵魂。”在这首诗中，黄礼孩表达了对生命灵魂的尊重。这首作品也可以视为“完整性”诗学理论的一个体现：“要让商品在废墟上长出心。”[14] 在商业社会中，人的良心往往受金钱和利益驱使，良心处于缺失的状态，而黄礼孩正是通过诗歌呼吁人类要唤回良心，并且回归灵魂。

 

 

 

可以说，黄礼孩的诗歌书写开拓了当代诗坛的一个重要维度——神性抒写。当代诗坛充斥着繁杂的个人经验、集体经验的抒写，一直以来却缺乏神性维度的写作，而黄礼孩的诗歌弥补了这一缺憾。黄礼孩作为一个虔誠的诗歌圣徒，有从信仰生发而来的超验视角，这种视角令诗人对自然万物和人的灵魂充满爱与饶恕。

 

三、儿童视角的表达与透明的诗风

 

当代诗歌中，顾城的诗歌风格充满童心与儿童视角。黄礼孩的诗歌中同样如此，诗歌的风格纯粹透明。

 

诗人蓝蓝在《黄礼孩诗集印象》中猜测黄礼孩在童年可能有过乡村经验，因为她发现黄礼孩的诗中处处流露出乡村和大自然的气息。她认为，这种清新的气息无所不在，甚至弥漫到被浓雾笼罩的都市，宛如一阵晨风，吹散了现代文明带来的另一种污浊。树叶的耳朵、埋伏在脸上的花朵、野生的麦子和寂静的蜂鸟……奇妙地围绕在一个身处喧嚣闹市的诗人身边，诗人对它们的热爱并不是游客对于风景区的新奇，它们也并不仅仅是外在于诗人的“观赏对象”。[15] 诗人之所以钟情于它们，是因为这些事物“不需要什么人去记录”，是因为它们和诗人一样共处于一个世界，分享着生命的快乐和尊严——它们存在着;是因为诗人知道：“再小的昆虫/也有高高在上的快乐。”

 

帕斯说诗歌就是呼吸。在泛神主义者看来，祷告是属灵的呼吸。而在诗人黄礼孩这儿，他的诗歌就是轻柔的呼吸。黄礼孩的诗歌是生命的吟唱，他关注个体和细微的事物，以謙卑之情俯察大地，并且让诗歌中的每个事物自己发声，而不施加诗人主体的呼告和呐喊。诗人让读者学会聆听世间一切美好事物的呼吸之声。

 

秋日，闪光的歌声倾出它们的秘密

 

绝望事物的耳朵被重新召唤

 

星星的窟窿也会填满蓝色的海水

 

一朵花也有它递给天空的骨头

 

如果一棵树里藏着自然永无止境的通道

 

那么从那里出发，穿越没有河岸的沙漠

 

再枯萎的年轮，也会唱出春天的颂歌

 

——《胡杨》

 

在这首诗中，诗人选取了一种普通的植物——“胡杨”——作为标题，同时选取了自然界中常见的意象，用童话般的想象力对“树”“星星”“海”等进行重新组合。“星星的窟窿也会填满蓝色的海水”“枯萎的年轮也会长唱出春天的歌”，以及“树里藏着永无止境的通道”等，这些绝妙的想象似乎更像是儿童才能拥有的。黄礼孩大胆的想象力、精妙的比喻让整首诗歌充满了童话色彩。

 

除了儿童视角、儿童思维，诗人黄礼孩的诗歌还呈现出纯真、透明的一面。如：

 

一只小兽从草丛穿过

 

我与它隔着一米月光的距离

 

草色晃动

 

淹没了夜晚的尾巴

 

像传说中的女神

 

把梦铺开

 

柔软地晾在大地上

 

——《小兽》

 

这首诗诗风柔软，“兽”本来是带有凶猛性的动物，但诗人标题取名为“小兽”，既带着自然的野性，又惹人怜爱。诗人在人与动物乃至世界万事万物之间、在整个生态中建立起一种情感联系。万事万物在诗人笔下都是动情的，所以诗人才能写出“一米月光的距离”“夜色的尾巴”“把梦铺开”这样的诗句。他的诗歌让事物本然地自我发声，因此格外动人。黄礼孩的诗歌并不佶屈聱牙，或是带有模糊和不确定性。诗人纯粹的诗心酝酿出透明玻璃球般的诗句。例如：

 

拂晓经过墙上的灯，孤独地隐去

 

树为她所演奏，草叶上的露珠却并未留住

 

昨夜小鸟的歌声。窗户又明亮起来

 

有人在说再见，带着由衷的笑意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街角

 

在你带来新的词语之前，她已转身

 

——《街角》

 

这首诗虽是写“街角”，看似是带着灰色调的题材，读来却明快清新，充满“小鸟的歌声”“窗户明亮”“笑意”等明亮的意象。我们看到诗歌中的干净、空灵。它不含杂质，透明得如同一颗玻璃球，在太阳的照射下折射出斑斓的光芒。

 

正如诗评家荣光启所言，“黄礼孩的诗歌有一种纯净、明亮的品质，简洁而有亮光，由于内心的温柔平和、感恩与爱，他的诗散发出一种对于未来、对于世界的温暖情义”[16]。黄礼孩是有诗歌理论自觉的诗人，他认为“诗人创造着人类的精神，就应身怀忧虑、激情、快乐、悲悯的钥匙，去打开人类通往世界梦想的大门，这要求诗人要有大心灵、大智慧和大思想”[17]。“诗人原来是善于用竖琴，以歌声感动并迷醉自然的，以至兽、鸟、树、石都以异常愉悦的状态陪伴着他。而世界的美和未来原来是可以在进步思想的启动下重新被发现的。[18] 黄礼孩有发现美的眼睛，并且用诗歌记录下了美的瞬间。

 

 

 

综上所述，黄礼孩的诗歌是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融在中国当代诗歌土壤中结出的果子。自西方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交织以来，二者的碰撞产生了一种异质化的东西，并注入文学当中，成为现当代作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给中国现当代作家的创作带来了新的活力。就中国当代诗歌而言，海子、戈麦、骆一禾等都曾受益于西方基督教文化。海子的自身气质带领他找到了《旧约》，在与古希伯来气质发生奇妙的化合作用之后，形成了独特的大诗风貌。而戈麦和骆一禾则取材于《新约》，形成另一种独特的诗风。诗人海子的价值在于他对最高存在者的终极关怀，这是前人甚少言说的。诗人黄礼孩同样对上苍发出了祈祷和呼求，充满了对真理的渴望。但是诗人海子与黄礼孩是有区别的，海子所受的西方文化影响主要来自基督教文化，而黄礼孩则兼容了东方艺术中的“泛神主义”传统和西方基督教文化中的普世情怀，他的诗歌干净透明，不含杂质，纯粹本真。

 

黄礼孩给当代诗坛注入了新的生命力，用诗歌唤醒了人性的价值和尊严。他以厚重的普世情怀关注着个体生命，并试图在今天的后现代社会中努力恢复人与神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

 

诗歌是上帝给黄礼孩的礼物和恩赐。诗人黄礼孩用笔祝福他人和世界，并以感恩和谦卑之心与今日我们满目疮痍的世界和解。正如黄礼孩所言：“诗歌不在别处，诗歌是出生地给我们的恩赐，诗歌是我们不离不弃的美神。”[19] 在上帝隐匿的世界中，因现代化分化所造成的碎片化，当今时代的众多诗人们往往丧失了自身的完整性，而诗人黄礼孩以信仰为后盾，用诗歌维护了人的尊严与完整性，并敞开诗歌写作的神性维度，给中国当代诗歌开拓了一个新的审美向度。

 

（作者单位：东莞文学艺术院）

 

注释：

 

[1] [2] [3] [4] 席勒：《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上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11月版，第473、474、479、481页。

 

[5] [6] [14] 黄礼孩：《完整性诗歌：光明的写作》，《诗歌与人》，2003年，第7期。

 

[7] 黄礼孩：《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文艺争鸣》，2008年，第6期。

 

[8] [9]《圣经》（和合本），北京：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1999年，第7页。

 

[10] 陈晓明：《出生地：回到诗性的家园》，《中西诗歌》，2007年，第1期。

 

[11] [12] [13]《圣经》（和合本），北京：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1999年，第539、657、7页。

 

[15] 蓝蓝：《黄礼孩诗集印象》，见于黄礼孩新浪博客：http：// blog.sina.com.cn/s/blog.4badc01f010007gx.html。

 

 

 

[16] 荣光启：《幽暗世代的光明之子——黄礼孩的诗歌写作》，《诗歌月刊》上半月刊（合肥），2005年，第9期。

 

[17] [18] 黄礼孩：《向世界输出有价值的思想》，《青海湖》，2011年第9期。

 

[19] 黄礼孩：《出生地：广东本土青年诗选》，广州：花城出版社，2006年，第2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