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按照所谓的“欧洲经验”，只有借助“红皇后效应”——国家和社会的平衡——才能从狭窄的通道中生成受限的利维坦，而受限的利维坦被视为唯一可以促进“自由”的国家类型。在自由的工具性维度，一旦相信“欧洲经验”的普遍性便会导致对中国经济前景的悲观预测。但是该预测建立在薄弱的逻辑可靠性和经验可检验性的基础上，反而暴露出“欧洲经验”的局限。在自由的目的性维度，虽然“中国经验”代表了一种国家制度建设的不同路径，但国家对社会长远和普遍利益的有效回应是“欧洲经验”和“中国经验”的共同底线。由于路径依赖，“中国经验”更强调优先强化国家能力，再以此为基础推进国家在经济及其他领域的有效回应。

 

关键词受限的利维坦欧洲经验自由回应

 

〔中图分类号〕F091.3;F1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20）12-0036-12

 

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完善和发展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必须坚持从国情出发”，“不能照搬照抄他国制度模式”，①故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开展关于国家制度建设的中国经验与国外经验的比较是一项重要的理论任务。由于国家治理现代化集中体现了一国的“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②故关于国家制度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可能会对我们有所启示。在这一领域，2005年克拉克獎得主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的研究代表了学科发展的前沿并最具学术影响力（他是1996—2015年这20年间累计被引用率最高的经济学家）。阿西莫格鲁及其长期合作伙伴罗宾逊（James Robinson）在2019年出版了《狭窄的通道：国家、社会和自由的命运》（The Narrow Corridor： States， Societies and the Fate of Liberty）一书，其中提出的国家制度建设的“欧洲经验”，值得我们以批判的眼光加以审视。

 

 

 

本文接下来将尝试讨论如下几个问题：一是如何理解国家制度建设的“欧洲经验”的内涵、逻辑及其所蕴含的西方中心主义;二是如何正确看待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从“欧洲经验”的所谓的普遍性出发，基于自由在经济发展领域的工具性价值而对中国经济前景所做的悲观预测;三是如何基于自由的目的性价值来理解“欧洲经验”和“中国经验”的分殊，以及对社会长远和普遍利益的有效回应为什么可以在中国现有的国家制度下不断强化。

 

*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现代化建设的中国方案对西方经济学思路的超越研究”（19XJC790012）;西南政法大学2019年校级重点项目“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主义之争的思想演进及对制度型开放的启示”（2019XZZD-05）

 

① 习近平：《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9年11月6日，第1版。

 

② 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求是》2014年第1期。

 

一、通向受限的利维坦的“欧洲经验”

 

阿西莫格鲁多次表示自己的研究建立在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思（Douglass North）的工作基础之上，参见D. Acemoglu， S. Johnson， J. Robinson， “Institutions as the Fundamental Causes of Long-Run Growth，” in P. Aghion， S. Durlauf， eds.，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 vol.2B， Amsterdam： North Holland， 2005， pp.385～472;D. Acemoglu， J. Robinson， “Response to Fukuyamas Review，” http：//whynationsfail.com/blog/2012/4/30/response-to-fukuyamas-review.html;D. Acemoglu， J. Robinson， The Narrow Corridor： States， Societies and the Fate of Liberty，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19.故他的工作自然会围绕着“诺思悖论”或者说国家悖论而展开。所谓“诺思悖论”，是指“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基本条件，然而国家又是人为造成的经济衰退的根源”。D.C. North，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81， p.20.在《狭窄的通道》中，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将“诺思悖论”升级为所谓的“吉尔伽美什吉尔伽美什是约公元前26世纪的古美索不达米亚乌鲁克城邦的第五任国王。问题”（Gilgamesh problem）——如何“控制住国家的权威和权力，令你可以得到国家的好处而不是坏处”。⑥⑦D. Acemoglu， J. Robinson， The Narrow Corridor： States， Societies and the Fate of Liberty，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19， pp.xiv～xv、28、27.

 

“吉尔伽美什问题”不是对“诺思悖论”的简单重复，而是一种进阶性质的表述。“吉尔伽美什问题”所指的国家的“好处”不只是经济繁荣，也包括“自由”（liberty）这一核心政治价值的实现，且自由被视为繁荣（尤其是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这就超越了诺思的理论和阿西莫格鲁以往的研究。

 

 

 

“吉尔伽美什问题”的重点是特定国家类型下的自由的维护问题。为了回答该问题，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采用了韦伯（Max Weber）的理想（ideal）类型的方法，按照“国家能力”和“国家与社会的平衡性”两个维度提炼出了四种类型的国家（见表1），分别为“受限的（shackled）利维坦”（强国家能力+国家与社会保持平衡）、“专制的（despotic）利维坦”（较强国家能力+国家压倒社会）、“失踪的（absent）利维坦”（弱国家能力+社会压倒国家）和“纸糊的（paper）Acemoglu和Robinson表示这一说法来自毛主席的名言——“一切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利维坦”（弱国家能力+国家压倒社会）。

 

不仅如此，为了精确定义和回答“吉尔伽美什问题”，阿西莫格魯和罗宾逊还汲取了霍布斯（Thomas Hobbs）和洛克（John Locke）的政治哲学的思想资源。一方面，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遵循洛克的观点来定义自由，即“自由必须基于人民可免于暴力、恐吓和其他损害尊严的行为。人民必须能够自由选择自己的生活，也有实现的手段，且可免除不合理的惩罚和严酷的社会制裁的威胁”。⑥另一方面，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结合了霍布斯强调国家力量和洛克强调国家责任的思想，认为“受限的利维坦”是唯一可以解决“吉尔伽美什问题”的国家类型，因为其“强有力，却可以与社会共存且听从于那个警惕的、愿意参与政治和对抗权力的社会”。⑦

 

 

 

在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看来，“受限的利维坦”需要在严格的条件下才能出现，并且还有可能退化为其他三种国家形态，故通向受限利维坦的路径是一条“狭窄的通道”。通道“狭窄”是因为需要同时满足两个看似矛盾的条件。这两个条件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被称为“充分集权和多元主义”D.Acemoglu， J.Robinson，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Prosperity， and Poverty， New York：Crown Business，2012，p.81.（sufficiently centralized

 

and pluralistic），前者要求国家掌握充分的权力和能力，后者却要求权力被广泛分配且接受制约。按照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定义，“如果权力只在少数人之间分配且不受限制，则政治制度是绝对主义的（absolutist）”;“相反，在社会中广泛分配权力且要接受制约的政治制度是多元主义的（pluralistic）”。参见D. Acemoglu， J. Robinson， 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New York： Crown Business， 2012， p.80.而一旦二者之一无法达成，则实际出现的政治制度就是与“包容性（inclusive）政治制度”相反的“汲取性（extractive）政治制度”。但是，具体应该怎么做到让强大的权力戴着镣铐跳舞，《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没有回答，而《狭窄的通道》则试图给出答案。于是，“受限的利维坦”相当于是“包容性政治制度”的一个升级版本，“升级”的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跨时演化”作为理论的核心。④⑥D.Acemoglu， J.Robinson， The Narrow Corridor： States， Societies and the Fate of Liberty，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19， pp.28、41、145～146.国家必须受到限制，而限制的来源是社会力量的发展，即受限的利维坦的出现离不开所谓的“红皇后效应”（Red Queen effect）“红皇后效应”这一术语来源于19世纪英国科学家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的小说《爱丽丝梦游仙境》中的一个桥段。主人公爱丽丝在仙境中遇到了红皇后并与其赛跑，结果发现自己和红皇后不管怎样跑，周围的景物都没有变化，故看起来二人好像是原地不动。——“国家与社会皆向前发展以保持彼此之间的平衡”。④

 

二是在国家与社会平衡的前提下，强调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的重要性。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将“国家能力”定义为“实现国家目标的能力。这些目标通常包括实施法律、解决冲突、规制经济活动和对这些活动征税，以及提供基础设施或其他公共服务，也包括为战争筹资”。参见D. Acemoglu， J. Robinson， The Narrow Corridor： States， Societies and the Fate of Liberty，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19， p.12.因为“利维坦要有能力去实施法律、解决冲突、提供公共服务和支持那些创造出经济机会和激励的经济制度”。⑥

 

 

 

从以上两个方面的理论升级可知，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将“红皇后效应”视为回答“吉尔伽美什问题”的终极答案。只有在红皇后效应的辐射下才有可能出现权力有限的强能力国家即受限的利维坦，从而可维护自由。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逻辑框架可由图1来表示。

 

图1所表达的逻辑是，“红皇后效应”即国家与社会的平衡使得受限的利维坦具有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的显著特征：在政治上，受限的利维坦意味着国家的权力受到审查和对抗，故国家只拥有有限权力;在经济上，包容性的经济制度在且只在受限的利维坦下才能以完整的形式长期存在。国家与社会的平衡限制了国家权力的一个结果是推动了市场的开放准入（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自由促进了繁荣）。最后，自由和繁荣双双到来的结果是国家能力的进一步强化。

 

不过，“红皇后效应”不是受限的利维坦出现的唯一前提，因为受限的利维坦应该是一只老虎而非病猫，故国家能力的强大是另一个前提条件。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特别强调的强国家能力的作用之一是打破“规范的牢笼”（cage of norms）。这些规范是无政府状态下自发演化出的一种控制暴力的机制（如血亲复仇），但是由于其封闭性和依赖于人际关系特别是血缘关系的特征，故在人类社会发展到更高阶段后会成为自由的障碍，也影响到非人际关系化（impersonal）的经济活动的扩大。所以，打破牢笼在政治上“既为自由创造了条件，也移去了社会政治参与的障碍”，②③④⑥D. Acemoglu， J. Robinson， The Narrow Corridor： States， Societies and the Fate of Liberty，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19， p.146、146、199、200、28.继而可避免在经济领域“钝化经济激励和机会”。②

 

为了回答“吉尔伽美什问题”，仅仅说明受限的利维坦是好国家的唯一类型是不充分的。为了将问题的论域从应然过渡到实然，则接着要讨论的问题是：为什么有的国家进入了通向受限利维坦的通道，而有的国家却不得其门而入，或者进入后又从这条道路上滑落出来。“欧洲经验”（European experience）是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对上述问题给出的回答。

 

 

 

在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看来，早期欧洲的历史注定了受限的利维坦在欧洲和美国的崛起（美国被视为英国传统的直接继承者）。“巧合的权力平衡在欧洲来自于剪刀的两叶——罗马帝国的国家制度加上德意志部落的鼓励参与的规范和制度”。③前者代表了集权化传统和包括官僚层级体制在内的国家能力，后者则代表了部落民主传统和社会对国家的监督。于是，按照所谓的“欧洲经验”的历史叙事，受限的利维坦的兴起依赖于“红皇后效应”，而这种平衡在欧洲又来自幸运的历史遗产，故进入狭窄的通道的欧洲经验更多体现了一种历史偶然性。然而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在此处发生了一次明显的逻辑跳跃，他们认为虽然剪刀的两叶是一个欧洲事件，但是“欧洲经验”却具有普遍意义：“这里的普遍原则是具有更为广泛的应用性的，一国进入狭窄的通道需要权力的平衡——集权化国家制度以及一个警醒并有能力动员起来反对国家权力和约束政治精英的社会”。④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关于“欧洲经验”的分析反映出的是国家建构对于历史偶然因素的依赖，但与之矛盾的是，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却抱有一种明确的先入为主的判断：“欧洲经验”是产生和维护自由的普遍法则。可是问题在于，由于每个民族国家所继承的不同的历史遗产塑造了多样化的历史发展路径，故各个民族国家在其国家制度建设过程中需要优先服务的目标、面临的约束和可选择的手段都各有不同。所以，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用巧妙剪裁后的欧洲历史事例所包装出来的看似客观的“欧洲经验”，其实质仍然是一种从18、19世纪开始出现的西方中心主义的论调：“想象中推动西方兴起的那些制度和价值观是普遍适用的，能够并且必须被全世界所采纳”。[美]罗伯特·马克斯：《现代世界的起源——全球的、生态的述说》，夏继果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3～14页。

 

与其他的西方中心论者一样，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不仅描述了一副被装扮过的欧洲发展的历史图景，而且还要用这样的理论来指导西方世界以外的各国的现代化实践。当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按照“欧洲经验”的一个子视角——自由在经济发展领域的工具性作用——来预测中国经济的未来前景时，“欧洲经验”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局限性便有了更为明显的展现。

 

二、基于“欧洲经验”对中国经济的批判及对批判的批判

 

1.中国经济前景悲观论的方法论缺陷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在《狭窄的通道》中以“自由”作为贯穿全书的核心价值诉求。由于强调自由“实现的手段”，⑥故他们所理解的自由并不是柏林（Isaiah Berlin）和哈耶克（F.A.Hayek）式的“消极（negative）自由”——不被强迫做什么的自由，而明显属于“积极（positive）自由”的范畴——能够做什么的自由。从积极自由的理念出发，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实际上暗示了自由的两类价值或者说角色，即作为目的的自由和作为工具的自由。在自由的工具性价值方面，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重点关注了自由对经济繁荣的影响。所以，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在《狭窄的通道》中提出的框架有明确的经济发展含义（见图1），其可以概括为“遵循欧洲经验—建成受限的利维坦—维护自由—促进经济持续发展”。然而，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却据此对中国经济的前景做出了非常悲观的预测，其基本逻辑可概括为：“未遵循欧洲检验—建成专制的利维坦—取消自由—阻碍经济持续发展”。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关于中国经济前景的具体预测是：“历史和我们的理论认为，依赖于创造性破坏和真正创新的经济增长不会出现，中国令人瞩目的经济高速增长将很快消失”。D.Acemoglu，J.Robinson，Why Nations Fail：The Origins of Power，Prosperity，and Poverty，New York：Crown Business，2012，p.442.为了说服这一预测的反对者，F. Fukuyama， “Acemoglu and Robinson on Why Nations Fail，” https：//www.the-american-interest.com/2012/03/26/acemoglu-and-robinson-on-why-nations-fail/.阿西莫格魯和罗宾逊订立了判断中国现代化成败的两个检验标准：低标是中国的人均收入最终达到中等发达国家如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水平，D. Acemoglu， J. Robinson， “Response to Fukuyamas Review，” http：//whynationsfail.com/blog/2012/4/30/response-to-fukuyamas-review.html.高标则是人均收入达到最发达国家如美国和德国的水平。D. Acemoglu， J. Robinson， “China， India and All That，” http：//whynationsfail.com/blog/2012/11/2/china-india-and-all-that.html.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认为中国甚至难以达成上述两个标准中的低标，他们的解释是中国经济的创新活力不足，因为只有自由才能保护和激励创新：“在广泛领域支持未来经济增长的多样化和不间断的创新并不依赖于解决现有问题，而是有赖于对新的问题和答案的想象。这需要自主和试验。你可以提供大量资源（包括人工智能应用的数据），你可以命令人们努力工作，但是不能命令他们有创造力。创造力是持续创新的基本要素，其关键需要个人的试验、按照自己的不同方式思考、打破规则、容许失败和成功的未知性”。D. Acemoglu， J. Robinson， The Narrow Corridor： States， Societies and the Fate of Liberty，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19， p.234.在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看来，由于未按照所谓的“欧洲经验”进行国家制度建设，所以中国现有的制度结构无法为创新提供建立在自由之上的足够激励，而创新不足会导致中国在赶超式增长的潜力耗尽后，经济增速逐渐放缓乃至陷入停滞。从论证的逻辑看，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中国经济前景悲观论体现了西方中心主义最具攻击性的一种观点：“欧洲具有一些无与伦比的特征，使它、也只有它能够最早进入现代化。这样就赋予欧洲在全球传播‘现代性的权威和权力，在那些地方，文化的、政治的或经济的‘障碍阻止了其独立自主的现代发展”。[美]罗伯特·马克斯：《现代世界的起源——全球的、生态的述说》，夏继果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2页。

 

然而，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基于“欧洲经验”尤其是自由的工具性角色对中国经济的批判建立在对自我（欧洲）和他者（中国）的错误认识的基础上（这是所有西方中心主义理论的通病），其论证必然存在着漏洞。从本质上讲，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只是提出了一个有待检验的假说：由于现有的国家制度模式无法给予创新足够的激励，故中国经济繁荣不可持续。我们可姑且称之为“中国经济前景悲观论假说”。在该假说中，经济停滞是结果，国家制度的非西方化是根本原因，创新不足是导致这一因果关系的机制或者说渠道。

 

在经济学方法论上，一个可以被（暂时）接受的假说（hypothesis）要同时满足两条准则：一是在推导该假说的过程中无逻辑漏洞;二是该假说需要可证伪并且能够通过经验事实的检验。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中国经济前景悲观论假说”并不完全满足第一条方法论准则，该假说的一个逻辑上的可疑之处是他们在预测中国经济前景时的隐含假设（assumption）——后发国家（如中国）欲成长为发达经济体必须成为科技等领域的创新领先者。这一假设是关键性的，因为该假设的正确与否会直接影响到结论是否确实，我们称之为“创新领先者假设”。

 

我们姑且不去讨论中国在未来是否可以通过发挥国家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取得科技等领域的创新领先者的地位，重要的是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所持有的“创新领先者假设”很难被历史史实所认同，或者说这一隐含的“关键性（critical）假设”“关键性假设”是指，“如果对该假设做出一定的使其更符合现实的修正，将导致模型得出显著不同的结论”。虽然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认为假设毋需符合现实，且一个模型中的大多数假设都不是关键性的，但是，“要使一个模型有用，即能够反映现实，其关键性假设就必须能充分反映现实”。参见[土]丹尼·罗德里克：《经济学的规则》，刘波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第27頁。在经验上非真：很多当前的发达国家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在科技等创新领域全面领先过（恐怕只有英国和美国在历史上近似做到过）。当然，我们绝不是要否认创新是经济持续发展最重要的长期动力，而是说模仿性创新（这是几乎所有后发国家在崛起过程中的选择）也有很重要的经济意义。例如在中国，除了0到1的完全原创式创新外，还存在1到N的模仿性创新的可能，正如京东之于亚马逊和百度之于谷歌。中国有近14亿的人口和巨大的国内市场，只要有点“拿来主义”的精神，1到N之间的创新空间极为巨大，因为外来事物需要经过本土化的改造，才能适应中国的环境和中国人的偏好。因此，按照“创新领先者假设”将创新不足作为“中国经济前景悲观论假说”的机制在逻辑上是可疑的。

 

 

 

即使不考虑“中国经济前景悲观论假说”的逻辑推导的关键性假设非真，而仅以第二个方法论准则即经验检验来衡量的话，则“中国经济前景悲观论假说”的非科学性更为显著。由于中国刚刚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以创新为发展的主要动力），相关的经验事实还没有积累足够的观察样本，故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中国经济前景悲观论假说”能否经得起第二类检验不是一个可以在短期内做出准确回答的问题，需要经过一段比较长的历史时期才能给出最终答案。中共十九大设定了到21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这可能是检验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中国经济前景悲观论假说”的一个合理的时间节点。虽然暂时还不能得到关于经验检验的最终答案，但是西方世界发展的历史可以提前告诉我们，中国经济前景悲观论的预测很可能得不到证实。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在《狭窄的通道》中将受限的利维坦开始出现的时间设定在19世纪中叶。众所周知，英国在19世纪中叶已经基本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并借此赢得了世界经济的霸权。于是显然，如果按照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确定的国家制度转型的时间线就不得不承认，以科技创新的大规模涌现和应用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及其所带来的生产力的飞跃，并不是完成了根本性的国家制度转型的成果。

 

从中世纪后西方世界逐渐崛起的历史看，这一地区的科技革命从起源上说确实与国家制度的转型毫无关系，而是国家间（军事）竞争不断激化所催生出来的。由于欧洲长期处于小国林立且与伊斯兰世界直接对抗的地缘政治环境，在14世纪中国的火药经由阿拉伯世界被引入欧洲并应用于军事目的后，君主和贵族们对军事类科技（主要包括关于飞行弹道的物理学和关于火药的化学）的强烈兴趣成为他们投资于近代科技进步的原动力。在历史上，伽利略、牛顿等人从事的大量研究都是直接或间接服务于发明新式的毁灭性武器。根据牛津版的《技术史》中的记载，[英]查尔斯·辛格等主编：《技术史（第III卷）：文艺复兴至工业革命，约1500年至约1750年》，高亮华、戴吾三主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伽利略长期致力于研究炮弹在空中的飞行轨迹以求得最远的射程，为此花费很长时间在意大利的兵工厂进行观察和实验，其研究成果在纯科学意义上进一步否定了亚里士多德的力学理论。牛顿则在伽利略的基础上引入了空气阻力因素，从而在科学上完善了关于炮弹和子弹的飞行轨迹的运动定律，这也帮助牛顿在经典力学方面取得了杰出成就。除了军事需要外，开发海外市场以扩大贸易的渴望（依赖于军事技术的征服也是贸易的基础条件之一）还推动当时欧洲的君主和贵族们鼓励天文学（可帮助水手在远航时辨别方向）等领域的发展。由于很多科技的军用和民用界限模糊，所以只要允许市场的价格机制发挥作用，即使是直接以军事为目的的科技创新也可以转化为商业用途，17—18世纪的英国和19世纪的德国走的都是这样一条国家间竞争刺激科技研发投资，科技成果再转化为工业生产力的发展道路。

 

于是，无论是西方世界的国家制度转型的时间线还是西方世界科技创新起源的史实都支持下述观点：毋需模仿西方的国家制度，中国一样有可能涌现大规模的创新。况且比照英国、德国和美国崛起的时代，现代的创新虽然仍离不开企业家和发明家个人的冒险精神和才智，但对国家支持的依赖却明显加强了：或者直接从国家获得补贴和享受国家主导的基础性研发的知识溢出效应，或者受益于国家负责的“公共基础设施、公共教育和大学、知识产权规则、保护合同履行的法律制度、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等”。[土]丹尼·罗德里克：《贸易的真相：如何构建理性的世界经济》，卓贤译，中信出版社，2018年，第263页。显然，这是一个有利于在创新领域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习近平：《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48页。的优势的时代。

 

所以，将一个逻辑可靠性存疑，又尚待外部检验且只能在较远的未来才可以得到检验，同时还得不到历史证据支持的理论假说装扮成一个看似确定的结论，这些方法论上的缺陷都使得“中国经济前景悲观论”的科学性完全经不起推敲。

 

2.“欧洲经验”真的具有普遍性吗：来自历史的反证

 

“中国经济前景悲观论假说”所暴露出的方法论上的缺陷，更深层的根源在于支撑该假说的“欧洲经验”的普遍性的可疑。实际上，将“欧洲经验”树立为普遍性的榜样，再借“欧洲经验”的视角（主要是从自由之于经济发展的工具性意义）来批判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种种做法体现了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对于历史的选择性遗忘：一是对中国近代史的认知完全是一片空白，二是对欧洲的近代历史的复杂性缺乏详尽梳理。

 

正如“欧洲经验”脱胎于欧洲历史遗产一样，中国当前的国家制度也是本国特定的历史发展进程的产物。令人倍感遗憾的是，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在自己的著作中多次大篇幅地讨论中国，却偏偏对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这段时间的近代史几乎只字不提，而这一历史阶段恰恰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当前中国国家制度建设的路径。

 

从图1可知，在历史发展的逻辑上，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实际上是将强国家能力视为建立起好国家制度的前提，且二人只是将强国家能力在欧洲的出现归功于幸运的历史遗产。遗憾的是，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所持有的好国家制度与强国家能力之间关系的历史逻辑是颠倒的，他们误解了强国家能力在近代历史上的真实起源。在东西方各国探索现代化道路的真实历史进程中，国家制度的建设在不同程度上都是为强化国家能力而服务的，且前者对于后者的专注程度影响着一国的制度变迁的长期路径。

 

甲午战争后，中国的政治企业家们（political entrepreneurs）回应外来冲击时的典型选择是通过制度建设来优先增强国家能力，这就意味着中国近代的制度变迁在问题意识上完全不同于西方世界。在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所描述的西方世界近代史中，制度變迁的核心问题围绕“诺思悖论”及作为其升级版的“吉尔伽美什问题”展开，优先考虑的是如何限制国家权力而不是强化国家能力。相反，中国的政治企业家们之所以将强化国家能力作为制度建设的首要目标，其理由自然离不开近代史上中国饱受西方列强的军事侵略和经济冲击的大的历史背景。由于救亡的迫切性压倒了启蒙，国家制度建设就必须专注于如何提升国家能力。因为从短期看，国家能力的提升意味着国家可以集中有限的资源来回应外来的军事入侵，从而应付短期的生存危机;从长期看，国家能力的提升可以在列强环伺之下为民族经济的发展开拓空间，从而为中国的重新崛起提供经济的基底。

 

自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基本上是仿照苏联的办法但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改造来开展国家制度建设——强调政令的集中统一并建立起有执行能力（服从+高效）的官僚体系。这一努力帮助中共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且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建设打下了国家能力的制度基础。新政权成功扭转了近代以来长期困扰中国的财政汲取能力不足的局面，王绍光：《国家汲取能力的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使得国家有能力去推动以工业化为标志的经济现代化。“一五计划”期间，全部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年均达到了27.5%，“国内基本建设支出”占全部财政支出的比重年均高达387%。根据《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的有关数据整理计算。这种国家高度参与经济发展的模式是以东亚为代表的后发经济体的共同选择（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忽略了这一史实和相关理论），诺思和青木昌彦（Masahiko Aoki）等学者称之为“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其出现是“为了在特定的国际环境中捍卫和促进国家主权”。M.Aoki，  Towards a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2001， p.172.二战后东亚地区的经济崛起证明了“发展导向型国家催生了强大的经济组织”，[美]道格拉斯·诺思、[美]约翰·瓦利斯、[美]巴里·温格斯特：《暴力与社会秩序：诠释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历史的一个概念性框架》，杭行、王亮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86页。从而可以成为经济领域的扶助之手。

 

实际上不仅是在东亚范围内，先通过国家制度建设来增强国家能力，再进而推动经济发展也是很多欧洲国家在历史上都经历过的发展阶段。由于不符合所谓“红皇后效应”，这种无法被“欧洲经验”所涵盖的欧洲历史的复杂性被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英国在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看来是19世纪中叶后欧洲首个建立了受限的利维坦的国家。然而，英国之所以在西方世界率先崛起，其原因不仅在于1688年光荣革命和19世纪中叶后逐渐推广的普选，也是因为在光荣革命之前的几个世纪，英国就已经培育了相对较强的国家能力，足以行使对内的经济服务职能和对外的国际竞争职能。英国国家能力在都铎王朝时期的增强表现为行政官僚体系不断发展完善，有能力执行中央政府的政策，而国家武装尤其是海军的实力也在持续扩张。于是，亨利七世及其继承者们凭借日益增强的国家能力推行了很多扶持幼稚产业的政策，如引进机器设备、招募海外熟练工人、加征关税，等等。与产业发展过程相伴随的是国家不断加强的经济控制力，英国到伊丽莎白一世（1558—1603年在位）时期“终于形成了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全面控制”，李新宽：《国家与市场——英国重商主义时代的历史解读》，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第53页。同时也在出口商品领域积累了充足的国际竞争力。

 

无独有偶，德国作为欧洲的后起者在19世纪后半叶也选择了在国家建设中优先增强国家能力的发展道路。德国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度和自主高效的官僚体系，这一国家制度模式无疑能最有效地集中和利用资源以应对国际竞争和推动工业化。在那个时代的欧洲，“德国的工业经济由于在追赶的过程中使用了特殊的方法，它的发展所遵循的路线与英国相比却有明显的不同”，且“德国的经验可以加以推广”。[美]亚历山大·格申克龙：《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张凤林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20页。于是，无论在欧洲内部还是在东方世界，无论是作为欧洲的领头羊还是欧洲的后起者，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都说明，“为了启动经济增长，强大的政治制度往往是必需的”。⑤[美]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4、45页。相反，在那些“脆弱或失败国家所缺乏的制度中，首先而又最重要的是行政上的能干政府”。⑤就是说，国家能力的缺失至今仍是阻碍很多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瓶颈，而西方和非西方的真实历史都不支持它们按照所谓的“欧洲经验”来冲破瓶颈。

 

综上所述可知，所谓的“欧洲经验”存在明显的理论缺环，其在政治含义上没有说明国家能力是国家制度建设的内生结果，进而在经济含义上无法解释国家在推动经济起飞中所起到的作用——对中国经济前景悲观论的预测正源于此。所幸的是，东西方世界的历史经验都证明，受限的利维坦并不见得与经济的起飞和持续发展有必然联系。于是我们可以认为，所谓“欧洲经验”是一个过于笼统的概念，其对于自身普遍指导意义的过度自信遮蔽了历史进程中欧洲各国发展道路的复杂性，更无法反映非西方世界对现代化道路的独立探索。所以，一旦将“欧洲经验”生搬硬套地用于分析中国经济问题，则难免会出现理论的水土不服。

 

三、国家的有效回应与国家治理的“中国经验”

 

1.实质自由与国家的有效回应

 

如果说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对中国经济前景的预测所表现的是工具意义上的自由（自由可促进经济持续发展），那么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对哈耶克的批评则体现了二者对目的意义的自由的重视。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认为，哈耶克在国家促进自由的问题上的保守观点导致了双重错误：一是忽视了红皇后效应，该效应可以让受限的利维坦不至于擅权;二是否认国家在再分配、社会保障和经济调控等领域日益重要。⑤D. Acemoglu， J. Robinson， The Narrow Corridor： States， Societies and the Fate of Liberty，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19， p.467、40.从对哈耶克的上述批评可知，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所追求的目的意义的自由兼具程序（主要表现为社会通过程序性规则来制约国家）和实质（主要表现为国家对公共利益的回应）两个层面，其自由的外延的复杂性见图2。

 

不过就作为目的的自由来说，其程序层面和实质层面并非永远统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资本主义民主的虚伪性的讽刺，密尔（John Mill）对于多数人的暴政的担忧以及福山（Francis Fukuyama）对于西方国家的政治衰败的警告皆源于此。于是，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虽然政治立场迥异，却都认为好的国家治理应该更注重目的性自由的实质层面——国家对长远的普遍利益（而非短期的狭隘私利）的有效回应（responsiveness）。例如，恩格斯就曾经赞扬19世纪末德国的工人阶级成功地将普选权这一“向来是欺骗的工具变为解放的工具”，③[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89、396页。用合法手段迫使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回应工人阶级的利益诉求，而这一回应“是君主与人民之间的契约的产物”。③

 

国家做出有效回应的要求也体现在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所继承的西方政治哲学的契约论传统之中。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是以霍布斯的“丛林状态”和洛克式的“自由”作为自身逻辑框架的起点，而霍布斯和洛克的契约论在侧重点上并不相同——二者各自的强调正好对应所谓“欧洲经验”的剪刀的两叶：霍布斯强调国家要有充分的權威和能力，否则就不足以提供秩序这一最重要的公共服务;洛克所强调的则是国家的权力需要受到限制，且权责要对等（仅仅提供秩序是不够的），国家必须广泛回应社会的诉求，否则国家就不具备合法性。所以，契约论的传统也要求国家凭借强能力对社会诉求做出有效回应。

 

于是，无论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还是西方政治哲学的观点来看，国家的有效回应在任何一种社会形态下都是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向往的必需，故可视为好的国家治理的共同的底线。秦晖：《共同的底线》，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Ⅳ页。但是，如何让这一可欲的想法转化为可行的行动呢？在回答这一问题时，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所提出的“欧洲经验”赋予了“红皇后效应”过重的负担——“自由和终极的国家能力依赖于权力在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平衡”，⑤即认为该效应可同时冲破回应动力和回应能力的双重瓶颈。对于回应社会诉求时的国家能力问题，我们在前文已经有过讨论：无论是欧洲的先发国家（英国）、欧洲的后发国家（德国）还是更晚崛起的非欧洲国家（中国），国家能力的强化过程的启动都不是“红皇后效应”的结果。从国家能力和国家回应性出现的先后顺序来说，即使是作为西方中心论神话的正面典型的英国，也是在光荣革命之前就先开始了国家能力的强化，而19世纪中叶以后才逐步实现了国家的积极和广泛的回应。

 

姑且不考虑做出回应的国家能力问题，对于如何解决国家回应的动力或者说激励问题，新制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学派的认识——在制度上约束国家的行为——也是不全面的。因为我们必然要问：如何建立起这类制度约束，且约束何以能够有效实施？即使我们同意“欧洲经验”下的“红皇后效应”解决了约束国家的制度的建立和实施问题，从而在19世纪中叶之后逐渐助力西方世界开辟了通向受限的利维坦——兼具有效回应的能力和动力——的狭窄的通道，但这并不意味着“欧洲经验”就是实现国家有效回应的唯一路径。由于文化传统和国家建构的历史过程的特殊性，中国既不可能也不必重复“欧洲经验”。

 

2.国家有效回应的能力与动力：中国经验的视角

 

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崛起和在国际舞台上影响力日增，国家治理和经济发展的“中国经验”所引发的热烈讨论从未间断。“中国经验”与“欧洲经验”相比有着完全不同的特征。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在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决定》中被定义为主要体现“制度及其执行能力”。习近平：《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9年11月6日，第1版。按照这一阐释，则“中国经验”在国家治理上的最显著的特征可以分解为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在国家制度的顶层设计上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党的领导的绝对性和全面性是从毛泽东时代就已经提出的治国准则，党的十九大报告和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决定》将其表述为“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和“党是领导一切的”，党的领导是中国国家制度的中心和基石。二是国家有较强的资源集中能力，构成了强化执行能力的物质基础。例如2017年，中国的税收占GDP的比重为17.45%，在宏观税负上高于美国的11.76%、OECD平均水平15.79%和世界平均水平15.13%;国家的“四本预算”“四本预算”分别为：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社保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合计收入占GDP的34.97%;数据来源：国外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中国数据来自《2018中国统计年鉴》。而广口径的由国家所掌握的收入占GDP的比重很可能早就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40%。焦长权、焦玉平：《“大政府”的兴起：经济发展与政府转型——中国政府公共收入水平研究报告（1980-2014）》，《开放时代》2018年第3期。

 

如果以“中国经验”为思考基点，则对于如何在中国实现好的国家治理来说，是否符合“欧洲经验”是一个被西方中心论的意识形态所错置的伪问题，真问题是现有的制度及其执行能力是否支持对代表整个社会长远利益的普遍诉求的有效回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国家所需要优先回应的关注焦点是有差异的。如果按照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政治制度受困于既得利益而难以做出调整的悲观观点，则国家不可能根据各个时期的焦点问题的变化而灵活地做出有效回应。但是，“中国经验”则揭示了一种关于政策和制度创新的更为乐观的观点：改革往往发生在国家“运用不同策略追求利益的时候，或者利益本身被重新界定的时候”。[土]丹尼·罗德里克：《贸易的真相：如何构建理性的世界经济》，卓贤译，中信出版社，2018年，第200页。

 

在中国19世纪后半叶和整个20世纪的多数时间里，能否促进经济发展尤其是工业化是评判一个政党和政权的合法性的共同标准。所以毛泽东时代才会坚持先“大仁政”后“小仁政”即先照顾“人民的长远利益”后照顾“人民的当前利益”，认为“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毛泽东：《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63页。20世纪70年代末，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而改善人民生活的呼声日益强烈，于是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是一场新的革命。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富强、人民生活的改善，革命就是空的”。邓小平：《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31页。因此，国家通过实施改革开放回应了邓小平时代符合中国社会长远利益的普遍诉求。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领导的反腐败斗争也是对符合社会长远利益的普遍关注的回应。在政治的意义上，腐败引起人民群众的广泛不满，从长期看会危害国家的合法性，也不符合党的宗旨，故反腐倡廉是民意的最大公约数。腐败对经济也具有破坏性，因为腐败所滋生的寻租行为会扭曲资源的配置。所以，打击腐败的一个重要经济意义在于避免裙带主义市场经济，建立起“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第1版。从而消除因国家被利益集团俘获而在施政目标上偏离中性的可能。

 

从新中国成立后70多年的历史看，国家对社会诉求的回应有其鲜明的特征：无论具体政策如何变化，国家的政策始终立足于整个社会的长远利益，故短期可能存在政策的偏向（如偏向工业、偏向沿海地区），但在长期却代表了整个社会的普遍利益（如全面小康、全面脱贫）。于是我们需要在理论上回答这一特征何以出现，即为什么国家会对社会的诉求做出与整个社会的长远和普遍利益一致的回应，而不会屈服于短期的狭隘利益。从历史发展的逻辑看，中国先诞生了（相对社会而言）强大的国家，但国家却同时愿意服务于社会的诉求，这是“欧洲经验”所无法解释的，因为“欧洲经验”认为国家只有在社会的制约足够强大时才会回应社会的诉求。在现代的西方世界，社会对国家的制约集中体现为政治领域的程序自由——“允许公民们通过自由公平的周期性多党选举来选择和束缚他们的统治者”。③[美]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0页。所以那些只片面注重程序自由的西方理论家们无法理解，为什么自由在政治领域可以只是实质性的，即为什么“统治者可以对更广泛的社会关注做出回应，而不见得必须受制于程序性责任制”。③实际上，当代西方国家的很多偏离了社会长远和普遍利益的政策都源于执政者的短视和被社会中的利益集团所俘获，而这种短视和有限的利益代表性又来自程序自由之下的选举和轮替规则。于是，布坎南（James Buchanan）反复强调要在“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的背后，[美]詹姆斯·布坎南：《宪法秩序的经济学与伦理学》，朱泱、毕红海、李广乾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从长远和普遍利益出发来设计国家制度。可惜在片面强调程序自由的西方国家，不会有致力于按照长远和普遍利益推动制度改革的政治企业家，因为西方世界的从政者只在乎短期的私人利益，其视野的时长顶多是一到两个任期。而为了在选举中获胜，与社会中强势的利益集团合作是政客们的“理性”选择。

 

那么为什么在没有程序性约束的情况下，中国的国家政权有动力对代表整个社会的长远和普遍利益的诉求做出有效回应呢？一个很有影响力的解释是“中性政府”假说。姚洋：《理解中国共产党体制》，姚洋、席天揚主编：《中国新叙事：中国特色政治、经济体制的运行机制分析》，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所谓的“中性”是指党和国家不会被特定的政治和经济的利益集团所俘获，能够在分配资源的过程中始终保持中立，故而更有可能采取符合整个社会长远和普遍利益的政策。但是，只提出“中性”来解释国家的有效回应是不充分的，至少还有两个问题需要补充回答：一是“中性”何以产生，二是“中性”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可持续性。

 

对于第一个问题，现有的理论将之归功于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起点上社会中不存在强大的排他性利益集团，故国家政权不需要与任何利益集团结盟。这实际上是对“欧洲经验”的直接否定，因为欧洲经验要求社会足够强大。这一回答其实还可以再深入一步，因为任何的社会利益集团是否强大，都是相对于国家的能力而言的，所以本质上不是强势利益集团消失了，而是国家有充分的能力不受任何集团的干扰。从历史视角进一步追溯的话，国家能力的强大又是有意识的国家制度建设的结果。为了克服旧中国外部威胁和内部崩溃的双重危机，就需要有强大的政治力量将一盘散沙的社会整合起来，以强化国家政权尤其是中央政府的能力的方式重建中央权威。

 

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则来自中国在政治稳定上的制度优势，以及这一初始条件所推动的国家“有效回应”和百姓“自愿服从”之间的正反馈的良性循环。在中国的国家制度下，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其执政地位已经内嵌于国家的政治体制和宪法架构之中。中国共产党稳固的执政地位有利于治国者形成对未来执政前景的乐观预期，从而不是基于短期私利而是从长期普遍利益的视角来制定政策和实施改革。这实际上颇为符合奥尔森（Mancur Olson）对“经济增长的暗路”[美]曼瑟·奥尔森：《权力与繁荣》，苏长和、嵇飞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及施莱弗（Andrei Shleifer）和维什尼（Robert Vishny）对治国者自缚“掠夺之手”（grabbing hand）[美]安德烈·施莱弗、[美]罗伯特·维什尼：《掠夺之手——政府病及其治疗》，赵红军译，中信出版社，2004年。的解释。不仅如此，执政地位稳定这一初始条件促使国家的有效回应与百姓的自愿服从构成了一个动态的正反馈的良性循环：一方面，从治国者的角度来说，除了民族复兴和为人民服务之类的意识形态因素外，其之所以选择对符合社会整体的长远和普遍利益的诉求的“有效回应”策略，是因为这样做符合治国者自身的长期根本利益——可换取百姓对国家权威的自愿服从，而自愿服从有利于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并最大限度地降低国家治理的实施成本。另一方面，从百姓的角度来说，国家秉持利益中立的“有效回应”从长期看提高了绝大多数人的福利（短期的受损者在长期也可以得到补偿），故对国家权威“自愿服从”是与百姓自身的利益一致的。而百姓的“自愿服从”又进一步稳定了治国者的预期（即提高了治国者未来收益的贴现水平），激励了治国者继续从长期视角来制定和实施政策。由于正反馈良性循环的影响，对整个社会的长远和普遍利益的“有效回应”是国家的占优策略。在新时代背景下，只要良性循环不被破坏，国家的这一策略就不可能发生改变。

 

四、结论

 

通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欧洲经验”强调只能由“红皇后效应”——国家与社会的动态平衡——来构建出受限的利维坦，进而实现善治目标;而“中国经验”则更为强调国家能力的优先，再以此为基础推进国家在经济及其他领域的有效回应。可以说，“欧洲经验”和“中国经验”实质上代表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两条互为对照的路径。我们当然不能按照西方学者基于“欧洲经验”所设定的标准来讨论国家治理现代化离中国有多远，否则就会在无意间陷入西方的意识形态的陷阱，不去思考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其他代表性制度模式和实现路径，只知道去崇拜从西方舶来的“据说是万古不变的教条”。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799页。

 

在真实的世界中，任何一种国家制度或者说国家治理体系都会有所缺憾，完美只存在于乌托邦的虚幻世界。布坎南曾经提醒经济学家不要做无意义的制度比较，[美]詹姆斯·布坎南：《自由、市场与国家——8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平新乔、莫扶民译，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包括在两种制度的假想的完美状态之间进行比较，以及用一类制度的理论上的最优状态与另一类制度的真实运行状态进行比较。然而，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在思考方式上的错误恰恰是将受限的利维坦暗示为完美的国家制度，然后借用假想的完美状态来批判其他制度的真实状态，所以他们在研究中国问题时难免会得出有偏差的结论。同样的道理，国家治理的“中国经验”也处于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中，现有的国家治理体系仍有很多需要“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之处，需要“该坚持的坚持，该完善的完善，该建立的建立，该落实的落实”。习近平：《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 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求是》2020年第5期。鲁迅先生曾经将西方文化分为“根柢”和“枝叶”，钱理群：《话说周氏兄弟：北大演讲录》，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第74页。前者是可共享和具有普遍性的部分，后者是特色和具有民族性的部分，故全盘西化或闭目塞听恐怕都是极端的。于是，如果能借对“欧洲经验”的批判而启发我们进一步思考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则或可有益于我们更加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国家制度建设的规律，令中国的国家治理更加科学合理。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

 

责任编辑：牛泽东